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自由市场 日后成为日本《每日新闻》总编辑的迁康吾此时还是驻北京的记者。这年，他就观察到了自由市场这个中国的“新生事物”。 迁康吾认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否被夸大，但至少他看到北京市民需要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了，人们的表情变化也非常大。从周恩来总理逝世到“四人帮”垮台的那段时间，充满了忧虑和紧张感的市民表情，现在已经缓和了下来，懒得说话的嘴，又开始有说有笑。热爱生活、喜欢幽默的中国老百姓，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作为这种新的精神的象征，全国各地开放了自由市场。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北太平庄的自由市场，在迁康吾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现在的新政策是振兴农业，特别是谋求增加农业收入。于是，这里的自由市场在一年多前开始开放了。在一个刮着刺骨寒风的日子里，迁康吾来到这个东西约100米，南北约50米的地方，这块狭长的地皮上还搭有两座小棚子。尽管北风刮起的黄沙夹杂着瓜子皮到处飞扬，但迁康吾还是看到一派热闹的景象。夹杂着鸡鸭鸣叫声的这块地方，有菠菜、梨、白薯、大米、柿子、小米，还有烟叶、蒜、糖炒栗子、葵瓜子、鱼、螃蟹、兔子、苹果、鸭、猪肉和牛肉等各种产品。农民们大声吆喝着他们挑来的一种或两种货物，买东西的市民也大声地和他们讨价还价。 虽然是自由市场，但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这在迁康吾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说来，允许出售的是自留地上种的作物和家养的猪和鸡，或者年终分配的一部分谷物。丰收的时候，经过生产队等集体商量之后，也可以将多余的部分出售。据说，这些产品的价格要比国营市场牌价高一到两成，但是质量很好。像白薯、糖炒栗子这些，国营市场已经不出售了，所以在这里更受市民的欢迎。迁康吾甚至还看到一位顾客挑白薯的毛病，于是卖主一刀切开给顾客看，结果里面是好的。这样的情形，在国营市场是看不到的。 在自由市场的入口处，北京市商业局的人还放了一台叫“公平秤”的标准秤，顾客可以用它来称分量。商业局的人对迁康吾说，这里收农民一天三角钱的使用费，每天大约有200个农民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大部分人来自北京西部的人民公社，也有些人是从遥远的内蒙古来的。顾客每天大约有1 200多人，甚至有些人坐汽车从北京的东面而来。 在其他一些城市，还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盖起了面铺、酒馆等简陋的店铺，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繁华。不过这些店铺此时在北京还不多见。虽然这些自由市场看上去还有点混乱，但迁康吾觉得，从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容易看到的充满生机的表情，“恐怕是不容许再丧失掉的吧。” “天府之国”的四川，自由市场的试验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不久前的1976年，四川甚至已经接近饥荒。但现在，到处可以见到丰收的景象，农民收入日渐增多，农村小商店以前空空如也的货架，现在源源不断地摆出了消费品。 在这年桃子和西瓜上市的季节，成都市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商贩卖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摊子。数以百计的裁缝把他们破旧的缝纫机弄到人行道上。到处都让人感到一片繁忙做买卖的气氛。成都街头的商贩们忙着赚钱，看起来他们干得很起劲。除了缴纳少量的税收外，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北京的自由市场设在郊外，规模还被限制得很小，但在成都，自由市场是被堂堂正正地设在市中心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也正在得到鼓励。在四川，农民一年养的猪的头数，其中2/3归个人所有，这些都可以任由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这种新的自由调动了四川人做生意的巨大热情，成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异常的市场城市。在整个四川的其他大小城市里，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