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伟话人生三部曲：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力》
第８回 七七年高考是弱者的伟大胜利 弱者最大的悲哀，是不承认自己是弱者。 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个弱者，你就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上天会给弱者更多的生存机会；因为弱者会有超乎常人的生存欲望；因为弱者常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的青年人而言，最好的出路有两条：走后门当兵与当上工农兵大学生。 病包子当篮球兵，可悲的笑话 那个时代，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小伙最光荣；一身国防绿军装的姑娘最美丽。我父母都是军人，按理说当个兵不成问题。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与三十八军有个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男孩都去三十八军当战士；三十八军的女孩子都去当军事医学科学院女兵。 那时当兵太容易了，眼看着周围的朋友一个个当兵走了，我这个一天体育课都没上过的“病包子”也急了。一个炎热夏天的傍晚，我找到了一个院领导，也许是政治部主仼，也许是副院长。 我问：“叔叔，您能让我也当上兵吗？” 政治部主任：“行呵，广州军区要会打篮球的，有多少要多少。” 我问：“真的吗？” 政治部主任：“真的呵，明天早上就坐火车走，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吧。” 其实，我连回家商量的勇气也没有。别说打球了，两天军训就能要了我的小命。天黑了，突然刮起了大风，大雨随着雷声倒了下来。大家都开始往家跑，我没有跑，只是抬起了头，看闪电从天而降，辟开万朵黑云。这时我没有流泪，满脸的水流没有泪。习惯了，这么多年。多年的病痛使我懂得：“老天不容我，大地不容我，俺不如人才是硬道理。” 一个不可能的传言在大院徘徊 When one door of happiness closes, another opens but often we look so long at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n?蒺t see the one which has been opened for us. ——Helen Keller 当一道幸福之门关上了，另一道门会随之打开。但是，我们常常眷恋着那道关上了的门，而看不见另一道门已经打开了。 ——海伦·凯勒（1880－1968年，美国聋哑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一个不可能的传言在大院徘徊：要恢复高考了！ 爸爸妈妈担心：即便是高考，也是单位推荐。所以连夜给高中的班主任送去两斤巧克力。三十年过去了，班主任也不知道这两斤巧克力其中的奥妙。 当这个传言被证实时，距高考还有四十一天。对我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上天真的被弱者感动了吗？这一天，普天之下，有多少人在流泪。 这一天，闵维方，后来成为北大校领导，正在北京木成涧煤矿的地下挖煤，他从坑道里看到了生命的光明；这一天，劳凯声，后来成为中国教育科学领军人之一，正在东北的农场中割黄豆，抬起头来，憧憬青春的彩虹。
这一天，有多少看不见希望的人抬起了头；这一天，有多少被视为弱者的青年在流泪；那些工人、农民、知青、兵团战士……终于抬起头来，在蓝天中寻找着什么。 两次尿并一次撒 这一天，我正在三二九厂抬木头。 回眸1977年恢复高考，弹指一挥间，已经三十多年了。回首往事，这三十多年感慨颇多。三十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给了我什么？事实上那时上课的内容大部分都忘了，我能记住的只有几句话。现在流行《论语》热，大家都在谈《论语》。那时师大上中国教育史课，至今还能记起两句话：一句是“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一句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矣”。我今天回顾三十多年前的高考，所讴歌的就是那种青春的火焰和拼搏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推动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的原动力。 我高中毕业后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３２９工厂）做工人。那是一个生产秘密器材的工厂。每天扛木头，非常辛苦。忽然有一天，北京人之间传说着一个不成文的秘密，说是要恢复高考。那简直是久旱逢甘露，黑暗中见到了明灯。感谢上苍，命运是如此眷顾这一代被耽误的人。从得知这一消息到高考只有四十一天时间，我借了中学的二十一本书，也就是两天看完一本书。白天扛木头非常辛苦，晚上六七点钟到家，母亲给我做晚饭，我会在床上睡一觉，醒来就开始彻夜背书。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此时才真正体验。时间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两次小便要合到一起，这样就可以节省一次小便的时间。二十一本书就是这样背下来的。现在的孩子高考是很辛苦的，家长可能都对他们深表一种同情和不安。但是跟我们那时比比，这些孩子有书念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没有书读的漫长黑夜，什么叫幸福？ 考场：三天激情在燃烧 那年文科的录取率是五十比一。所以进考场，就意味着你要打败同一考场的另外四十九人。考试好像连考三天，据说那时中国连印考卷的纸都没有，还是邓小平把印“毛选四卷”的纸改印了考卷。青春就像太阳一样，有无限的光芒和无限的能量。青春就像严冬之后的青草，漫山遍野有无限生机，如火如荼浩浩荡荡。从进考场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脏就在剧烈跳动，就像一个人终于登上了人生舞台。心跳在加速，脸上充满了血红。就这样永不停歇的写着，写着……慢慢地，我发现两个监考老师总会长时间站在我身后，我知道我一定是这个考场里考得最好的那份答卷。那年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就从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说起，说到天安门广场上如海的花圈，说到“四·五”运动，北京人的愤怒与沉着；讲到那年夏天工厂的拼搏，到秋天金色的收获。那时高考家长是不管的，不会出现现在考场外万头攒动的局面。考场里又是一群什么人呢？农民、工人、兵团的战士、挖煤的矿工。他们穿的是兰色和绿色的单色的衣服，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有一尺长的补丁。就是这样一群人，几十年后撑起了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脊梁。每考完一场，我都会算分，每次算分都在九十五分以上。也就是说四十一天，二十一本书，每科九十五分的成绩，这不是青春的奇迹吗？最后发榜时，每一科都不负我所望。出乎意料的是作文却不及格。其实我的作文不仅在班里第一，在整个中学也是数一数二，我一直以为，给我判卷的老师，那天肯定是孩子生病，没心思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