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贡献者：怀尧访谈录》
敬佩白卷英雄张铁生，为获爱情写出成名作 吴怀尧：现在回头梳理下，你的文学启蒙是来自家教还是来自社会，抑或是来自身边的师友？你目前的写作在美学上的追求与你当初的文学启蒙是否一致？ 岳南：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生逢乱世，当时中国已取消了通过考试继续到大学读书这一方式，主要靠阶级成分的外衣由掌权者推荐上大学，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打洞”的时代。 谈到文学启蒙，家教有一点，更大的应该是齐鲁之地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原因，我们村尽管偏僻一点，但有些老头老太太能口述中国历史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西游》、《七侠五义》甚至一般人不太了解的《矿山英雄传》等等，还有一些民间传奇故事。我自小有听别人讲故事的嗜好，也就是家乡说的“把瞎话儿”。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断断续续听了一些“瞎话”。 记得有一年冬天，每天晚上吃过饭都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里听她讲古书，这个老太太我喊她叫舅妈妈，人很慈祥，很能说，我一边听一边帮她扒棉花桃子——秋后不开的棉桃，采到家中扒开再亮晒——结果一个冬天下来，一部《隋唐演义》加半部《矿山英雄传》就听完了，现在我所知道的隋唐历史人物与故事，大多是从她那里来的。类似这样的民间“把瞎话”，对我后来舞文弄墨并当这个空头文学家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 不过，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传教当然是最令我受益的。好像一种天意，我上学的时代，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有水平，有几位后来还成为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如我在中学时候的王良瑛老师，后来到了山东省作协，并一度出任过《山东文学》主编，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写“鬼词”的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兼任的那个位子。当然，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王良瑛老师曾以长篇小说《野色》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这些小学与中学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后来能够搞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 还有一些课外书和文章，都成为滋养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比如说1973年，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在参加当年6月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时，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6分。他自知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考卷的背面交了上去。这封信被发现后，他作为“白卷英雄”轰动全国，一时成为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曾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转载了这封信，全国师生组织学习，我自然也要参加。
当时我感到这封信文才很好，让我很感动，完全可以当作模范文章来读，有些段落就背了下来。张铁生君这封信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这是岂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文章中最好、伟大的开头，干净利索，不卑不亢掷地有声，特别令人感动和提神的是“愿意谈一谈”，而不是低头哈腰，诚惶诚恐地上达天听，“向组织上汇报汇报”。后来听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84年创作完成并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开头一段就是模仿、借鉴的张铁生这封信。《情人》已有中国译本，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 吴怀尧：呵呵，杜拉斯模仿张铁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在只是一种传言。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你涉猎考古文学多年，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岳南：准确的说法应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话，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话的。至于我的感受，这个有点复杂，所谓失，没有什么感觉，写了就写了，没有失去什么。说到得，就是把田野考古学自引进中国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最伟大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事件，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通过采访、调查写出来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史实。比如说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后人来到北京周口店，来到安阳殷墟，来到十三陵或者法门寺或者兵马俑坑，那个时候所有亲身发掘的人都死光了，来龙去脉也不清晰了，如果我或我的朋友如杨仕、商成勇等人不写这个发掘经过，可能后人就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这本书现在写出来，五十年后的读者看过之后就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读者或观众知道了历史真相，这就是我的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