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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贡献者：怀尧访谈录》
吴怀尧：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它的作者不仅是作者，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还是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抑或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岳南：我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实所谓“揭秘”也谈不到，只是由于政治因素，使陈、傅二公的生活经历与事业成就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部分人所知，现在靠着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资料，我尽了最大努力复原了陈、傅二公那段历史事实，因而有些人觉得新鲜，就当作“揭秘”来看待。这个事情与临潼的兵马俑发现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当年的兵马俑从制作到埋葬，是许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实。只是一朝湮没，一朝发现，时间的转换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视角上感到不同。 吴怀尧：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也有过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可是后来，仿佛弹指一挥间，那些成群而来的天才们又结队而去，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尴尬和遗憾如何才能解决？ 岳南：天才成群地来的时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环境、社会风气等密切相关。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批人在少年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又有机会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现代知识，二者如同两块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产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这批大师这后，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后起者受世风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很难有机会到国外深造，潜心苦读，所以就产生了大师之后无大师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就自然科学而言，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以及社会迫切需求，使人文与科技的隔阂越来越大，学科分化越来越繁杂又越来越精细，新一代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各科的分支独进上去了，很难有通才产生。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还有通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只有专家了。就物理学来说，有人称恩里科·费米(编者注：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的创立者，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当然，就中国的情形论，几十年的运动与改造，有成就的学人被打倒在地，当翻身坐起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而新一代人又没有好好读过书，别说出大师，就是小师也困难了。 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徐钦琦先生曾给过我一个他最新的研究材料，大体是说文学艺术与科技成果的发明与进步，与气候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每一次群星灿烂的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所致。文中他举了若干事例加以证明，如希腊文化的奠定、罗马的兴起，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等等。我认为他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气候的原因只能代表一个方面，远不能包括一切因素。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不是环境与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