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贡献者：怀尧访谈录》
吴怀尧：上海曾经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重镇，但近些年最让人瞩目的是它跑步前进的经济，而不是整体的文化深度，这和上海的文化人肯定是有关系的，对此您怎么看？ 沙叶新：上海是商业城市，将本求利，要精密计算产出和产入。这浓厚的商业气氛和价值取向，不能不对海派作家有所影响，所以海派作家多少都有点生意经、生意眼。这也很难说是坏事，否则也太书生气，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但尽管如此，海派作家也并非没思想、没脑子、没是非、没正义。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影响，其二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损伤，这样他们才"敢于"出头，"敢于"说点真话；否则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并不鄙视他们。他们其中不乏极富才华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他们之所以有时不得不像“二丑”，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控制极严，言论空间极小，说真话的成本极高。但只要他们不卖友求荣，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只要他们不损害他人，他们的小心保护自己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们有沉默的权力，有自保的权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的心中也并非没有良知和正义的火焰，只是有待点燃罢了。况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这样的“大声喧哗”，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们那样“沉默是金”；我不说你懦夫，你也别说我愤青，相互尊重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否则思想文化的生态也会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吴怀尧：幽默是一种境界和力量，您的文章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您觉得自己幽默吗？ 沙叶新：自认为幽默是很不幽默的一件事情。佐临先生跟我讲：哪有自己讲自己幽默的呢？什么是幽默？幽默是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不仅洞察事物本质的矛盾，并且能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的一种才智。幽默的人有一种豁达的、开朗的情怀。要真正做到幽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我只能说我有点俏皮或者调皮。幽默这个级别，我还达不到。 吴怀尧：对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红灯记》，您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记忆，在一篇文章中对其着墨甚多，能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沙叶新：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 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