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市场、政府失灵真相：市场，还是政府》
如果低收入的多数人再分配税前收入的诱惑削弱了高收入的少数人进行投资和创新的动机，在没有多数人约束的情况下，宏观分离的结果可能是对投资、创新和发展主流的侵蚀；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除非高收入的少数人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分配差距得以抑制，否则社会的不和谐、不满和敌对将会出现！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西欧），授权（entitlement）和其他社会项目的巨大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分离的反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的住房项目、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给贫困者的食品券（food stamps）和法律援助、残疾人保障、综合就业和培训项目、城市交通等。这种扩张的结果异乎寻常。1980年，3600万美国人每月都收到社会保险支票；医疗补助的受益者是2200万人，医疗保险的受益者是2800万人；食品券的受益者是1800万人；退伍军人项目的受益者是1500万人；资助未成年子女家庭项目（AFDC）的受益者是1100万人①。到1992年，这些数字仍然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险4400万人，医疗补助3600万人，医疗保险3000万人，食品券2600万，AFDC项目1400万人②。费尔德斯坦估计，也许50%的美国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或部分依赖于联邦资助③！ 两种形式的分离也许都促成了对政府活动（项目、管理、再分配）的“过度”需求，这里，“过度”的意思，既是指它们需要超过收益的更多的社会成本，也是指它们削弱了经济中生产率和增长的动机而难以为继。 上面所讨论的许多条件可能造成非市场需求的误差，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市场需求的所有增长都代表误差。例如，非市场需求可能被期待着随实际收入而上升。就非市场物品是“高级”（superior）物品（即具有高的需求收入弹性的物品，如停车场、博物馆、公共娱乐设施）而言，对它们的需求将比收入增长的比率上升更快。就扩张的教育以及实际收入形成了对穷人更多的同情而言，可以预料，政府转移（支付）项目也许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