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市场、政府失灵真相：市场，还是政府》
而弗里德曼则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传统，对市场体制的特征的评价十分不同于加尔布雷思。在弗里德曼看来，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和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这种提高除了一些公认的例外，在分布上是相当公平的①。弗里德曼和《自由选择》认为，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邮政业）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
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两位博学的观察者有关市场和政府的巨大反差的观点呢？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支持市场的观点，是以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式为基础的，它倾向于总体经济的充分就业平衡（宏观经济），公司和个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微观经济）。这种观点得到了19世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市场经济经验的支持，得到了20世纪70 80年代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①等）经验的支持，还得到了泰国、印尼新近增强的市场化发展经验的支持。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还从下述各种现象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无数有关庞大的政府组织的奇闻轶事——这些组织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对它们的任务处置失当（如邮局、福利机构、防务和国有化的工业）；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持续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记录，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干预比比皆是；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起，苏联、东德和东欧的中央计划指令性经济（the centrally planned command economies）的崩溃和肢解。 另一方面，由加尔布雷思和《不确定的时代》所代表的支持政府的观点是建立在明智（informed）、高效和人性化政府模式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的缺陷，并实现通过民主手段才达到的国家目标。这种观点与利特尔（I. M. D. Little）、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等其他人所精心阐述的正规的福利经济学的规则，以及与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阿巴·勒纳（Abba Lerner）等提出的最优经济计划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planning）相一致。这种观点得到了下述经验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期（至少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前，它们那时的经济趋势变得不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普遍看好的经济表现；尤其是诸如欧洲国家铁路系统（Europe’s national railway systems）那样有效的政府表现的例子；日本战后由于政府政策引导和确定目标而导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争论的双方都引日本的经验来作论据。）加尔布雷思反对市场的立场同样获得了下面有关市场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①）的负面传闻的支持，如大气污染、机场噪声、广告牌和大量低质量的商业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