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总该写点什么。
过去一个月,做的两件事情与5·12有关。先是参加了“波士堂”节目对王石的访问,接着去了北川和方碑村。
在网上重看了波士堂的那期追问王石的节目。
那是自“捐款门”后,王石第一次在电视上说5·12。
在节目中,我问了他好多问题。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似乎平和下来的王石,他愿意为一年前的博客道歉,他似乎看上去很理性。万科在遵道镇建了一所学校,他说援建和捐款总数将超过一亿元,他似乎只想用行动来洗刷一切。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有些问题,企业家王石可以不想,我们却不能不想: ―― 为什么在重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有产阶层与无产阶层的理念冲突会那么大? ―― 为什么公众的愤怒总是会很容易地被引导成对财富的仇恨? ――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知识阶层仍然对川震所引发的社会性争论保持“失语”的状态?
如果说王石想通了,我却没有办法想通。
几天前,去了北川。站在山腰上看被摧毁的旧县城,内心真是无比的震撼和凄惨。
又去了方碑村,半年前参加何志毅教授的帮扶项目,捐助过一个家庭。这次去这家吃了中饭。 新房子建起来了,却家徒四壁。根据政府的政策,灾民如果建房子,可以得到1·8万元的补助,如果不建,就只能领2、3千元,于是,农民纷纷建房,于是新貌就出来了。可是,生产没有恢复,一幢房子要化7、8万元,建成后就马上背上了债务。
我捐助的周家,建房子负债4万多,儿子刚刚上大学,一年学费一万元,食宿还要6千多,比我大两岁的男主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次去,答应替他支付未来四年的学费,也算绵尽薄力)。 方碑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千元,村上没有任何工业,几乎全部的男劳力都靠外出做小工为业,按这样的情况,农民从地震中缓过神来,起码要六、七年。走在方碑村的黄土上,又想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费老说,“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 。
走在方碑村的黄土上,又想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费老说,“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把这段话改写一下,要复苏灾区经济,靠修大马路和建新房子是解决不了根本的,真正改变面貌,一定要发展村级企业。
而这方面,中部省份似乎没有任何的经验。这样想来,灾区要真正站起来,事情远远没有完。
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把这段话改写一下,要复苏灾区经济,靠修大马路和建新房子是解决不了根本的,真正改变面貌,一定要发展村级企业。而这方面,中部省份似乎没有任何的经验。这样想来,灾区要真正站起来,事情远远没有完。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反思和行动仍是那么的不足。我们是一个在苦难中充满了喜乐感的民族,总是非常善于从废墟中总结经验和发现人性的光芒,然后,含着泪对着镜子,给自己掌声。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反思和行动仍是那么的不足。
我们是一个在苦难中充满了喜乐感的民族,总是非常善于从废墟中总结经验和发现人性的光芒,然后,含着泪对着镜子,给自己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