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我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超过我。” “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太世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奴颜婢膝’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两者不断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毒瘤。我们是多么的自卑，我们同时又是多么的骄傲！我们刚刚有了点钱，新富新贵们便当起贵族来了！更加不可想象的是，我们开始给老板和所有的官员（包括学校的官员）提包了。” “我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希望中国人民有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免费的社会保障，可以养老，养老头。” “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这些也应当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应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而保证每个人公民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 1962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邹恒甫，头顶无数光环：武汉大学经济系曾经的“天才少年”；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2005年入选首批社科长江教授；2012年6月，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位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拓荒者。 然而，要论曝光率和知名度，邹恒甫还远比不上张维迎、林毅夫、郎咸平、张五常、厉以宁等“知名经济学家”。外界之所以对他有一定了解，主要源于三件事：2007年，他与北大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公开矛盾；为此，他致信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2012年，他在微博上揭露“梦桃源事件”。 无论知名与否，在诸多公共事件之中，邹恒甫无一例外地彰显了他爱憎分明的个性。他总是高调地臧否人物，习惯于点名道姓地骂人，并“大呼过瘾”。如此，“狂人”名分顺理成章地落到了邹恒甫的头上。连他自己，也经常用陈寅恪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调侃。 有意思的是，在新近出版的《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一书中，邹恒甫对“狂人”作了一番解释：“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我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超过我。”“这本书相当于一本自白书，希望大家更多地了解我邹恒甫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从1987年至今我为什么频繁地爆学术界中的各种丑闻。”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邹恒甫如此介绍该书的初衷。
做“穷人的走狗”还是给老板官员提包？ 翻开这本书，会为该书的体例吓一跳。虽然这是一本“文集汇编”，但内容十分庞杂，包括演讲录、访谈录、新闻稿、传记、杂文、散文、书信、评论、诗歌、古文、专业论文。该书编辑徐玲和李治华都感叹，“这是他们编辑过的最复杂的书稿”。 邹恒甫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就是自己的一本传记”。虽然书中真正有关经济学学术领域的论述只占很小的篇幅。邹恒甫坦言自己当初筹划此书时还有更大的“野心”：“这是一本给年轻人看的书”“我想通过我个人的现身说法和人生经历，告诉大家在一个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已经坍塌，西方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嫁接不上、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构的时代中，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邹恒甫说，“可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太世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奴颜婢膝’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两者不断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毒瘤。我们是多么的自卑，我们同时又是多么的骄傲！我们刚刚有了点钱，新富新贵们便当起贵族来了！更加不可想象的是，我们开始给老板和所有的官员（包括学校的官员）提包了。” 相比较而言，邹恒甫说自己更喜欢以穷人的“走狗”自居。书中，邹恒甫写道：“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加上他兄妹三人，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他本人自小就做过农活，养过蚕。前些年，每次从美国回来，还会去外公外婆居住的乡下做两天农活，种菜、插秧……尽管别人不屑，但是他说务农是他最崇拜的职业，甚至在北京遇到环卫工人整理枯草，他都会跑过去，抢过人家的耙子，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把整片草地收拾干净方罢休。 书中还对邹恒甫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回顾：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第二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当中国大多数精英还忙着外流的时候，邹恒甫于1992年悄悄地回到母校，用自己的薪金和从朋友那里筹集到的钱筹办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不仅如此，邹恒甫在美国24年，一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没要绿卡。当好多精英开始意识到中国方便“摸”钱而蜂拥回来办各种名目的学习班的时候，邹恒甫仍然极其低调地坚持办学。 “我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希望中国人民有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免费的社会保障，可以养老，养老头”。邹恒甫说。正是这样，他认为给领导和老板提包是中国当今社会的耻辱；他指斥樊纲的那句“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是混账话。 “做这些，没有别的，就是想告诉大家人生需要怎样的坐标？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这些也应当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应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而保证每个公民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邹恒甫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指出。采访中，他一直对记者强调现在中国政府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比重太低，“至少分别达到6%才好”。 看到国内经济学界“钱权色学”四位一体盛行，邹恒甫十分恼怒:“如果我不站出来同邪恶的力量较量，谁会、谁敢站出来？我愿今后永远也不世俗地，随波逐流得过日子：（1）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2）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3）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 从来不骂的两类人 鉴于邹恒甫的一贯作风，书中骂人的内容当然不少。某个段落中，记者问邹恒甫，你以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但你对你北大的老同事毫不嘴软呀。邹恒甫回答：这要看是谁，比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蔡洪滨，我经常公开骂他。但客观地说，他的学术水平还不错，至少还值得我去骂，在Ideaa&RePEc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排行榜”上他能排到第五名左右，在全世界三万多名经济学家中也属于最有实力的那9%。 对于2007年曾将其开除出北大的张维迎，邹恒甫就没那么客气了：“在国内名气很大的张维迎，在Ideaa&RePEc排名上在25000名开外。……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了。大概从2000年开始，张维迎、陈志武和郎咸平……这些人都没有再搞学术了。” 邹恒甫说，在他眼里，诺贝尔经济学家是一流，那些在哈佛、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大学教书的知名教授是二流，其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是三流。实际上，在书中，他不止一次提到：“经济学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入流”，并动辄大骂“海龟”经济学家“欺骗中国人民”、“在国外都挺正常，一到国内就装大，癫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国富国强”（周国富、田国强，谭国富）等人，基本没能躲过他的唾沫星子。 耶鲁学者Serge Lang（即在电影《美丽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挑战政治学权威亨廷顿的故事，常被邹恒甫提起。在邹恒甫看来，这段经历对自己影响很大。在邹恒甫哈佛求学期间，为了不让支持越南战争的亨廷顿当上院士，Serge 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他整理了1000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的荒唐之处，复印好后发给课堂里的所有学生。此外，他还在MIT、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处开讲座，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 邹恒甫也骂自己的学生，甚至近乎严苛，尤其是那些进入投行的学生，邹恒甫斥其为“叛徒”，“有时候杀他们的心都有”。但若仔细琢磨一番，会发现有两种人邹恒甫基本不骂：一、师长。包括他的老师和他真正钦佩的经济学家；第二、平民。“我骂的人只是那些自己看不起的经济学家和权贵。他们是‘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的伪君子。而且，我骂他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经济学的初衷，这些人只知道去摸钱，摸女人，摸权力，做学阀。”邹恒甫说。 偶像爱因斯坦：方程式才永垂不朽 对自己被称为“狂人”，邹恒甫十分委屈。他说，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他的这些行为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他坦言，如今大学里大楼林立，而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旧有的大师多已远去，新的大师迟迟无法出场。 1994年即回国办学的邹恒甫很清楚，如今的大学无法培养出大师，是因为其背后教育体制问题。“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官僚治校的管理体制。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水平比世界落后了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学教材更是不堪入目，但奇怪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坚决不用西方原版的英文教材，反而要用自己瞎编的，甚至是找一帮学生翻译的“教材”，结果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这和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宁愿用驴子来拉车，也不要火车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他们不懂得火车比驴车快的道理啊？不是的，他们怕的是如果用了火车，自己不能再继续混吃混喝，甚至会失业呀！这就是官僚治校的恶果，也是我们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啊！我们的教育体制再不改变，我们的学术水平不但会继续落后于世界，而且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在犯罪！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毁掉，还会继续毁掉多少年轻人！”邹恒甫对时代周报记者控诉。 书中，邹恒甫说自己的偶像是科学家爱因斯坦。“难怪爱因斯坦说：政治仅昙花一现，而一个方程式则永垂不朽。爱因斯坦当然拒当以色列总统，而至死专心于他的理论！若晓宇宙起源灭亡之科普常识，英雄帝王和文人骚客岂能诳嚎吞吐宇宙万象之诗词？”他坚信，学问将最终战胜皇帝、将军和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