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硬观点。 由于拥有一个西密歇根大学的ＭＢＡ学位，威特动身去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几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词。在他回到美国两年之后，他在里根政府那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是总统为私有化成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策的转折点。它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些传统的国家公司和财产的私有化，这其中包括美铁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两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并且还对邮政服务进行公开竞标。它的长远目标是有效地把美国公民转变成消费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学校、公共住房和医疗，而消费者只要凭单对此进行支付。它同样呼吁国际开发总署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尽管与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证明对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过里根的经济政策看起来对他并不起作用。一个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芬克给他提供了全民经济委员会（CSE）副主席的工作，这是一个反规制的游说组织，于是威特很高兴地接受了。芬克于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赞助创立了CSE，这个家族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的多样化投资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两年中，威特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税务基金会是一个社团领导的组织，它自从1937年起就致力于国内低收入者的交税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大约有5亿美元的债务。威特成功地说服CSE做出一个“友好的收购”，然后他就调到这个基金会工作。1991年4月，他成了那里的直接领导者。 与此同时，苏联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这也是威特把目标从美国国内转移到国外的阶段。 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 施特劳斯、劳工部部长林恩·马丁以及代表财政部的约翰·罗布森。当然还有基金会邀请来的许多大公司的C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3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1993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