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公司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括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公司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资，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公司相对于非跨国公司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投资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上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