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个刻画在埃及卢克索神庙上的歪扭汉字，引出一场热烈的舆论讨论。肇事者旋即被人肉出来：丁锦昊，南京人，现年15岁。在巨大的压力下，其父母主动联系媒体、表达道歉，请求大众原谅。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波澜，并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事关全体中国人的面子。如果涂鸦不是在埃及的石雕上，而是在国内的某个景点上，显然不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但这一次，面子却丢在了国外。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集体荣誉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面子”的焦虑—在不经意间，脑海深处留存着的教科书中的点点滴滴，在网上汇集成了浩荡铁流。于是，有媒体告诫国人：“这不是一个人的羞耻。别忘了，出去时，你就是中国。”还有人把事情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丢自己脸，丢父母的脸，丢国家的脸，丢华人文明的脸。” 事情也非常巧，在此之前，5月16日，副总理汪洋就强调，部分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有损国人形象，影响比较恶劣。要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树立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国家旅游局也发布了中国人的出国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其中就包括“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等提示。”这些规则和说法的后面，是“民族尊严”几个大字。
当涂鸦的行为超出了本身，被标上民族尊严的标签时，15岁的少年，显然承担不了这种看似缥缈概念的不可承受之轻。其实，不光是涂鸦行为，小到广播电视中的英文缩写，大到社会理论，都被贴上了民族尊严的标签。似乎，当一件事情与外国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变得特别敏感、重要、毋庸置疑。而中国人对于在外国人面前做主人这一点上，从来都是热情似火。 小时候，我在一个比较好的幼儿园上学，如果有外国人要来参观，那么就会提前全园大扫除，而在另一些陈年旧案中，民族尊严就不是大扫除那么简单了。 1966年，著名的建筑家梁思成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在“文革”中，这件事情被翻了出来，被定为“丧失民族尊严”。而在汶川地震中，向外国记者诉说校舍垮塌，痛失女儿的母亲，也被同村的普通村民斥为丧失民族尊严。 也许是源于外国人来了就要大扫除的幼时记忆，我对某些“大词”一直都心存畏惧，害怕这些大词之下的虚伪的主人翁意识。 其实，所谓民族尊严可以看做“内王外圣”的一个体现。“内王外圣”，原本是“内圣外王”，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后被儒家用来形容一种“对内施行圣人仁德，对外施行霸权王道”的国家政治模式。这个词后来被人调转，在近代的语境下，反用在描述“对内施行霸权王道，对外施行仁德”的政治模式。在今天，“仁德”二字常常具体体现在对外的援助、克制的外交、更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上。当然，这些本身并无问题。 但是，正如大英博物馆“陈放着众多的到此一游”，也仍不影响英国当下的国家形象。而朝鲜之所以被称为“流氓国家”，并非因为其人民出国旅游的素质低下。在今天，经过百年的文明进步，评价国家形象是否堪称“外圣”，已经不再仅凭国民的个体行为，甚至，也不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 某种意义上而言，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纵然有信息之墙，终究也挡不住信息的交流与世界的目光，国内的就是国外的。白宫上的喊冤，马英九接到的状子，都宣告“内王外圣”是一种徒劳的举动—“内王”必然没有“外圣”。所以，人们需要记住的不是“出去，你就代表中国”—把一个国家形象重任不切实际地置于个体之上—在现代社会中，这已是一个不再重要的指标，这已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塑造国家“外圣”的必然之道，也自然不言而喻。 当然，这不意味着个体行为的免责。我们值得做更好的人，做更好的中国人，但重点不在国，而在人。我们不必为了一个虚假的主人翁概念，到国外，到外国人面前去做更好的人，而是应该在亲人、朋友、同事的面前，做最好的自己。所谓民族自信，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