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再次濒临破产的风声从未向新闻界或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对手泄露过。当时没有任何文章报道拉扎德投资银行面临的危机，这也正是英格兰银行的真正意图所在—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罗伯特·金德斯利的孙子，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他曾就此这样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发生危机的消息从未向外界泄露过，这一直让他非常惊讶，不过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岁壮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罗德·弥勒·皮尔逊，为威特曼·皮尔逊之子—意外过世，他的遗嘱执行人要求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持有的股份进行估值。长达14页的估值报告显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过世时，培生集团全额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发行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仅仅是该支行80%的股份。由此推知，为了解决1932年5月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危机，巴黎支行所持有的伦敦支行的20%股份已经被全部转让。此外，会计报告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对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贷款额实际达到了20万英镑，而非4万英镑，但是能够收回的款项仅为贷款额的20%。
根据这份报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当时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为931 250英镑。这个估值是有确凿根据的：前两年的危机已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伦敦支行的常务合伙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1933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