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