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费利克斯之后丰碑式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他的简要描述，这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承认了费利克斯在那些极有影响力的并购顾问精英中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并购顾问们的影响力如孔雀身上的翎毛那样黯淡了下去。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费利克斯始终稳居并购顾问的最高端。即使到了现在，78岁高龄的费利克斯在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后，还是能够为那些最有权势的总裁们提供关于重大交易的指导，并为此收取数千万的顾问费。 费利克斯已经将这种独特而成功的经营策略打造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招牌特征，这个策略就是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来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总裁们提供极具远见卓识的交易指导，让他们不多走一步弯路。不需要任何贷款，也不需要发放债券或股票（至少是近乎没有）；不用进行公开试验，也不用使用那些具有争议的表外融资工具，拉扎德投资银行需要的只是为世界各个行业领袖们提供指导的大佬。团团迷雾笼罩着拉扎德这个传奇，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是，80-20的规则也适用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就属于那20%的合伙人，他们创造着公司80%的收入。
与他的导师—专制而著名的安德鲁·梅耶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发现为客户提供指导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对烦琐的管理责任他则非常厌倦，因此他经常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单描述为“一群为重量级客户提供建议的重量级人物”。费利克斯对自己顾问的身份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智慧为全球所渴望，进行并购业务的人们都想得到他那极具远见的建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会为没能名列垃圾债券（他对这种产品颇有微词）或股票发行承销商榜首而有一丝遗憾。他也不会为没能成为一名私募投资者而恼怒。在拉尔夫·纳德和威廉·泰勒1986年的作品《大男孩》（The Big Boys）中，他们将费利克斯称做是“一位夹缝人”，他能在大量的事务中取得平衡。纳德和泰勒引用了许多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楚布。 “费利克斯影响着整个世界，”楚布这样说道，“他是金融界的亨利·基辛格。他涉足政坛有如基辛格涉足金融界……但我不认为这（步入政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决定。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成为政界要人’这类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不同政治舞台（如纽约和华盛顿等）幕后影响力量的关注，然后他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断向前……我之所以将他比喻成基辛格，是因为我认为基辛格是集智慧、权势与好胜心为一体的典范。我将费利克斯归类为这样的人，他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费利克斯在与纳德的访谈中曲解了这个基辛格的比喻，进而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全感。“噢，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出生，”费利克斯这样承认道，“因为我们都是谈判代表，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关系。但是亨利能驾轻就熟地运用权力杠杆，这是我无法企及的。”在他的回答中，费利克斯巧妙地忽略了他与基辛格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质：对任何关于自身的描述都要控制的欲望。因此，纳德戏称费利克斯为“特氟隆投资银行家”，他具有制造大量正面宣传的才能，并能使人们忽略掉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判断。 多年来，费利克斯更喜欢将自己比做偶像让·莫内，这是一位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的法国经济学家，但是他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内在法国政府中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但是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费利克斯在1981年对《纽约时报》的威廉·赛琳这样说道，“我也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与让·莫内比肩，但是我相信只要拥有合适的平台，思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是掀起民主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年后，纳德问费利克斯，他在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