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华尔街如何在旧市中重生：华尔街风云》
高楼林立的华尔街上，深谙金融工程的天才们设计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品工具，名曰金融创新，实质利用金融杠杆的倍增效应，追逐高风险高回报。CDS或许是最成功的一种——储蓄银行因有严格的政府监管，杠杆率一般不会超过15倍，即1万元的资本金，放贷规模控制在15万元之内。而投资银行无需像储蓄银行一样拨备等量的资本储备，因而杠杆率普遍达到33倍。而房地美这样背靠政府的金融机构，杠杆率竟然高达70倍！ 巴菲特早在2002年致股东的年终报告中就指出,“除非衍生品合同是有抵押或保证的，否则它们最终的价值将取决于交易对手的信誉……衍生品合同的范围就是人的（或许是狂人的）想象力的极限”。用我们熟悉的老话说，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CDS：潘多拉的盒子 就像其他的金融创新产品一样，CDS的发明源于市场的特殊需要。CDS的发展，无疑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分配有帮助，同时也增加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市场的本性就是见好就上。CDS的保险费只是所担保的相关债券的几个百分点，不需要大量资本，比现金债券流动性强，于是逐渐成了间接投资或卖空债券市场的方便工具。一旦有利可图，对冲基金便蜂拥而至——为了达到高回报，他们总是一马当先试验最新产品。几年内，对冲基金就成了CDS的重要交易方，共占CDS交易总额的1/3。 但历史经验证明，大多数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翻船搁浅。因为交易系统不够完善，金融体制跟不上趟，政府监督短时间内也建立不起来，发生事故在所难免。 事实上，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62万亿美元的规模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信用违约掉期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格林斯潘曾反复称赞信用违约掉期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并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自我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从而坚决反对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然而，事实是信用违约掉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枚正在嘀嗒作响的“金融核弹”，随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安全。 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使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收益。 与此同时，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信用违约掉期设计的初衷。 最初CDS交易的圈子较小，参与者彼此都知根知底，也都熟悉CDS运作的规则，所以交易对手风险不成为忧虑。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CDS交易，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二级市场。有的CDS合同会交易转手十几次，众多的交易者财力背景参差不齐，必然大大增加了交易对手风险。 当对冲基金是CDS卖方时，交易对手风险最大，因为一旦发债公司破 产，对冲基金就要付款给买方。可是不少对冲基金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本储备，很可能无法履约。因此，对冲基金显然是大家担心的薄弱环节。 巴菲特早在2002年致股东的年终报告中就指出，“除非衍生品合同是有抵押或保证的，否则它们最终的价值将取决于交易对手的信誉……衍生品合同的范围就是人的（或许是狂人的）想象力的极限。”用我们熟悉的老话说，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由于发展过快，加之没有任何体制管理，诸如CDS合同的执行和操作，支付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的监测，危机四伏。雪球越滚越大，人们却无法真正测量种种风险，也不知道到底哪个环节会出乱子，只是感到前景不妙。难怪索罗斯把CDS市场称做“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