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价格理论及其应用：决策、市场与信息》
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非理性的行为——由于激情、考虑不周、精神缺陷或纯粹是因为过失。那么，怎能在经济学中假设人是理性的呢只要理性假设有助于推断人的行为，那它就是恰当的。经济学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并非绝对），理性假设都能起作用。 驾驶车辆涉及多项决策，其中包括是否要横冲直撞。横冲直撞看似非理性，但这取决于驾驶者的目的是什么。理性的人珍视安全，但也珍视其他目标，如节省时间和避免麻烦。 例子 1 3理性的司机 一般而言，安全气囊能降低车祸的受伤程度和死亡风险。但是，由于有了额外的安全保障，司机开车比以前更加横冲直撞就很有可能是理性的。 能观察到这种行为的变化吗史蒂芬·彼德逊（Steven Peterson）、乔治·佛费尔（George Hoffer）和爱德华·谬纳（Edward Millner）验证了弗吉尼亚州1993年两车相撞致死的统计数据。其中有30起车祸，每起车祸所涉及的两辆车中，一辆安装了安全气囊，另一辆则没有。每一起案件的事故确认报告都假设，“肇事者”是开车比较横冲直撞的一方。下面的表格显示，尽管这些事故中只有50％的汽车安装了安全气囊，但30起事故中有22起（73％）的肇事车辆安装了安全气囊。因此，有迹象显示，安装安全气囊增加了司机引发事故的可能性。 有/无安全气囊的两车相撞事故（弗吉尼亚，1993年） 有安全气囊无安全气囊汽车的数量30（50％）30（50％）“肇事者”的数量22（73％）8（27％）资料来源：根据彼德逊等人的文章（262页）整理。 这类单一、少量的证据只能说明有这种可能性，而非事情的最终结果。即使这些结果全都正确可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求安装安全气囊的规定是错误的。安装了安全气囊的司机可能真的更喜欢冒险，但是开车更横冲直撞的负面作用并不一定能完全抵消气囊在安全方面的正面作用。 Steven Peterson,George Hoffer,and Edward Millner,“Are Drivers of Air Bag Equipped Cars More Aggressive A Test of the Offsetting Behavior Hypothesi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 38 （October 1995）。对于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而言，何时重返工作的理性选择取决于成本与收益。如果残疾的收益增加，你想会怎么样呢 例子1 4理性地装病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每个州的劳工赔偿计划在赔偿受伤的工人时，其赔偿范围从一定的“补偿率”（通常是受伤前工资的三分之二）到某个特定的最高额。对理性决策者而言，继续伤残所能获得的补偿越高，重返工作的动力就越小。布鲁斯 D 梅耶（Bruce D Meyer）、W 奇普·维斯卡西（W Kip Viscusi）和大卫 L 多宾（David L Durbin）做了一项“自然实验”，检验赔偿额的变化是否对重返工作的决策有显著影响。 1980年，肯塔基州把每周补偿的最高限额从131美元提高到217美元，提高了约66％。1982年，密歇根州把最高限额从181美元提高到307美元，提高了约70％。（其他州补偿计划的规定大致不变。）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调整只影响到工资较高的工人，因为那些工人收入较高，能从提高补偿上限中获益。
如果继续伤残纯粹只是一个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提高补偿上限并不会对重返工作产生影响。但如果把金钱动机也考虑在内，一个理性计算的高工资工人就会比以前更想继续伤残下去。相反，低工资工人由于不受残疾补偿上限提高的影响，所以没有金钱方面的动力去延迟重返工作的时间。 肯塔基州的规定改变后，高工资工人暂时性全残的时间的中位数从4个星期上升到了5个星期，而低工资工人则仍然是3个星期。密歇根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高工资工人的伤期中位数从5个星期上升到了7个星期，而低工资工人仍然稳定在4个星期。这样，高工资和低工资工人的行为都与理性假设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