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蒂芬8226;韦格斯蒂尔（Stefan Wagstyl） 《金融时报》新兴市场栏目主编今天的投资银行家已经不再对新兴市场持怀疑态度了。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把口袋里的钞票送到中国、印度、巴西或是其他曾让他们谨小慎微的国家。就在美国打算打开注资闸口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之前，金融工程师们还在准备着把大把大把的资金输入新兴市场。他们的预测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全球经济与政治舞台上获得着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在他们的图表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只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次微不足道的磕绊。瑞士著名投资银行瑞银的首席经济顾问乔治8226;马格努斯认为，现在下定论仍为时过早。在《崛起》一书中，他对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以清晰直白的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他们还不足以危及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新兴经济体将“重塑”全球经济，但任何新兴市场国家都无力“动摇”世界经济，即便是中国也不例外。马格努斯客观地警告我们：金融失稳和金融狂热往往与相伴而行，而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灾难性的。他直指那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银行，但却不知为何忽略了自己的企业。实际上，在政府拿出400亿瑞士法郎承接不良资产的救市过程中，瑞银本身也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受益者。对马格努斯来说，历史显然是不安定时期最好的指南针，但它所带来的教训并不总能增强我们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造就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合作性全球经济秩序，但这仅仅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此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失衡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并导致日本陷入旷日持久的滞涨，直至今日都难以恢复。正如马格努斯所言，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受来自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保护主义威胁。他的观点很清晰：我们根本就不能保证哪个全球领导者能鼓起勇气，做出恰如其分的政策反应。在最近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敢触及这个问题。本书对中国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大加赞赏的同时，马格努斯也对今天的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低估了美国摆脱困境、重塑自己的能力，也未正确评价中国的适应能力。他还提出警告，中国正在想方设法地应对其经济失衡。在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中国的消费显然还不够发达。此外，中国再三推迟人民币币值的重估，以便于保持本币和金融稳定，而这将把他们与美国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但这种冲突极有可能会给世界贸易及其本国的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后果。着眼未来，马格努斯把经济增速放缓视为对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反应。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陷入老龄化困境，但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导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50年，养活一个老年人的劳动力人数将由目前的10个人减少为2.5个人。中国很可能需要面对未富先老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马格努斯或许过于强调当前的趋势。但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未来的40年里，中国家庭或许可以生育更多的孩子，中国人的退休年龄可能会进一步推迟，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考虑这样的对策。针对老年的医疗和技术支持注定将有所发展。最后，马格努斯探讨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更为强大的法律体制对保护经济权利而言显然不可或缺，中国如果想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则其法治完善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经济目标将同样重要。和作者乔治.马格纳斯独家的问与答您是怎样开始对金融危机时期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产生兴趣的？
乔治：早在2007年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长时间的危机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种危机和新兴市场是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其范围是空前大的。过去我在思考着写一本关于在这场灾难中谁应该受到谴责，受到什么样的谴责的书，但更关注于危机更向前一点的全球影响。如果我们西方将有长达数十年的冲击，新兴市场能保持全球经济浮动吗？他们能够维持一种建立在西方消费者享乐的发展模式吗？所以我决定询问是否危机前关于新兴国家在更为易变和不可预测的全球经济中的预测仍然有效，那样的话，线性推断法将变得没有意义。是否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能够接受处理关键性结果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例如不平衡全球贸易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脆弱全球体系的重心问题。之后我发现许多人和作家认为世界已经转化为那种体系，即是耶稣出生之前已经存在的并且延续到1800，那时中国仍然统治着世界。于是我决定调查和评估这种陈述的可靠性。对这本书来说，Uprising（崛起）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标题——您认为从新兴市场的崛起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乔治：是的。西方的资本运营的模式特别是金融资本运营已经是令人泄气的。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许多人看着是等同于北京共识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国家直言不讳地要结束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新兴市场，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在一致反对西方的经济政策、技术转化和气候改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不是很有名的权力的构建板块随着新兴国家而发生转移，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转移有多快，结果又会怎样？至今作为全球力量者和领导者的中国是唯一能作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中国能做好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吗？它想这样做吗？并且它不能或不会这样做又会怎样呢？这本书中您关于中国现今是尤其被过度宣传的说法相当的有争论。为什么您认为这个问题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乔治：基本上是因为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处在倾倒点某种情况上——既定的利益和信念发挥着作用。中国不像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不仅仅是土地面积大、人口多。它着实能够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使事件动荡。所以亲华的和反华的人都能鼓响起来。特别地我列出了三个原因：第一，许多人自称的自我服务地通常是公然地商业理由，即是现在是中国的时代；第二，许多人认为西方的全球模式有如此多的瑕疵以致行不通了，未来的世界应该属于其他的人；第三，许多人认为中国有理由令人敬畏的成就使他们不能找到不足和失败，特别是此时西方处在困境之中。您近期的一本书，《老龄化的时代》是关于经济中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问题。那人口问题也是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的重大部分吗？乔治：很大程度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享用获得的大约又一个20年的人口红利。在工作年龄人口中，这赢得了少儿负担系数下降的经济利益且在在老年负担系数上升之前生效。到21世纪30年代，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将会是现在的西方国家。他们能在他们变老前也变得更富吗？这是不确定的。另外，我不确定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是世界上最快老龄化的国家并面临着即将发生的和延长的年轻人和可以工作的人口的下降。或是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无意识的社会和经济的后果是什么？印度将怎样为那些现在众多在15岁以下的小孩提供工作？并且那些更年轻的、贫穷的、人口占多数的新兴世界将与那些更年长、更富有的世界例如在水、食物、资源方面产生更频繁的冲突。当您在写这个书时，从新兴市场中您觉得什么是最有趣的事情？乔治：尽管新事物是在不断地出现但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和人口问题我并不是外来者。但我认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教训和在这两千年来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现在北英格兰的小镇上而不是在长三角。作为伟大的无名英雄和经济发展和腾飞的决定者之一，这指引我去研究政治和法律的体制品格，而不是GDP和许多其他经济变量。相应地，这是为什么和之前相关的？用媒体的术语您认为新兴市场的未来是怎样的？乔治：我从不怀疑新兴市场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将使他们迎头赶上西方。但是我认为这需要坚持一些条件。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健康的国际体制和高水平的合作与协调。这些是全球化核心的特征，是新兴市场得以进步所在。我的担心是这样的体制很容易就崩溃了，使得新兴市场要遭遇更多——因为他们很穷——如果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国内和国际的舞台上不能提供好的领导和管制。这也不能让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摆脱困境。尽管这个要被意识到，即是意思制度会起作用是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对其平稳发展有着贡献并支持新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