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科发（燕山）”滴灌技术推广的调查与思考
当新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蓝色星球时，我们可能想象不出谁会专注地仰望。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忘记了，还有农民阶兄，他们正祈望着牛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
2009年我国北方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8省冬麦区连续3个月无雨，对我国夏粮生产构成严重的威胁，明确地显示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是何等的脆弱。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相继做出重要指示，发动相关地区部门全力抗旱，最大限度地减少旱灾造成的损失。全民总动员，军地齐上阵打响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抗旱攻坚战，耗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取得了抗旱斗争的初步胜利。但夏粮减产恐怕已成定局。
水紧缺！技术性？资源性？
这是怎样的棘手问题？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 “以色列常年7个月无雨，他们能从容应对，并在沙漠里建成了举世瞩目的发达农业，靠的是他们创造的滴灌技术。我国五千年一贯制地采用传统的漫灌技术，漫灌浪费的水资源高达国民总用水量的5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水土资源紧缺仅仅是技术性紧缺，不是资源性紧缺”，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建设与节水灌溉首席专家、北京科发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所所长邱为铎语惊四座。邱所长介绍说，当前我国许多灌区由于建设初期投入不足，渠系和建筑物配套程度差，加上年久失修，使灌区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据报道，目前我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修和报废的逼近30%。出现这些情况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灌溉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这种采用明渠输水的灌溉工程和滴灌相比存在着配套工程量大，维修养护工程量大等问题。特别是北方旱作灌区，由于运行时间短，平时养护工作跟不上，一遇干旱几乎所有的灌区都是带病运行，手忙脚乱。因为灌溉水失去控制，损失浪费的现象更加严重。灌区群众说：先灌路，后灌沟，一灌灌到村当中，灌到地里真稀松，就是对缺乏配套灌区的生动写照。
燕山滴灌技术命运多舛
时间到此时应退回到上世纪70—90年代。 片段一： 短暂辉煌 燕山受命推广 1972年友好国家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总统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陪同墨总统去山西大寨参观。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苦干精神感动了他，他向周总理提了一个建议。针对大寨严重缺水的状况，他决定无偿赠送三套滴灌设备给中国，并向中方传授其从以色列引进的滴灌使用技术。1974年墨方正式实施这项计划，派出7名专家来华传授滴灌技术和洽谈无偿赠送设备的有关事宜。当时我国正处在文革高潮，极左思潮盛行，一方面不愿接受一个小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鉴于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设备实在太过昂贵不可能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决定对这项赠送予以婉拒。但由于墨方诚意赠送，在周总理做出在学习国外滴灌技术的基础上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滴灌技术的批示后，才结束僵局接受赠送。1975年水利部正式向水科院下达了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滴灌技术科研课题。此后，水科院组织由邱为铎为首的专门研究所进行相关的研究，相关科研人员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式的滴灌技术即初步研发成功。研发者为了长中国人的志气取名为燕山滴灌技术，1992年邱所长另立门户后改称为科发滴灌。
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林业部的老部长罗玉川同志发现了燕山滴灌，并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决定由林业部出资在唐山地区举办三个试点。试点同样取得很大的成功。钱正英同志看后指出滴灌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外国人没有做到的事中国人做到了，并专门召开会议，要求水利部有关部门都来支持滴灌科研和推广工作。
片段二：既得利益 让个人和部门对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利部成立了政企不分的灌排公司，并重新从以色列引进滴灌设备生产线。灌排公司既拥有滴灌产品又掌控着节水灌溉的发展计划和经费，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夜之间燕山滴灌似乎成了水利部的竞争对手。片段三：骂声四起 燕山滴灌被否定
1990年3月新华社以“北方缺水地区采用滴灌新技术获得显著效益”为题报道了燕山滴灌研发推广情况，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阅后批示：“反映情况若属实，则有很大的价值。黄河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地面水源，黄河水90%用于灌溉，为了提高黄河水的灌溉效益，邱为铎大胆主动地将黄河水滴灌作为攻关课题，并带领宁夏水科所一群青年人展开科技攻关，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地克服了泥沙堵塞的技术难题，多次用未经沉淀的黄河水顺利的对250亩麦田实施滴灌。采用这项技术可以使引黄灌区节水75%，使一条黄河顶4条黄河。
科发滴灌在运行时虽需投入一定劳力移动管道，但劳动条件好，劳动效率高，灌溉投入的劳力成本仅占产值的2%左右。
黄河水滴灌初步试验成功后，国家科委为了扩大试验决定拨款400万元，再让地方配套300万元搞3个万亩黄河水滴灌试点。水利部在讨论安排国家科委专项资金时，没有让邱为铎研究团队参加会议，也没有采信参与黄河水滴灌试验的宁夏水科所张存济研究员关于黄河水可用于灌溉的技术报告介绍，认为黄河水滴灌试验成功是谎言，将国家科委用于黄河水滴灌扩大试验的专项资金，用于别的滴灌项目，相当于完全否定了邱为铎及其团队已经取得的成果。（上述根据邱为铎录音表述整理）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仿制和引进的国外滴灌技术和设备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节水灌溉陷入低潮。为了保住燕山滴灌技术这颗创新的科技成果，1992年邱为铎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离休工资创办了一个民营的北京科发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所，目的是通过不断的小规模试点宣传，使燕山滴灌这颗宝贵的科技火种延续下去。随着试点和宣传工作的发展，科发（燕山）滴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远远不够。按照邱所长的话就是：零收益。
“相对落后”是对科学的侮辱？
如果说我国水资源短缺是资源性短缺，却也没法解释以色列的技术创新解决了水资源短却的现实问题。这样看来我国的水资源短缺的现实是双向的，即，资源性和技术性问题并存。在农业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上，长久以来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达到40-45%，但在邱为铎看来，这仅仅是从骨干渠道上测得的数字。骨干渠道通常是指灌区的总干渠、干渠、支渠。习惯的做法是水利部门把水送到支渠就算到了田间，就算完成了灌区建设任务，剩下的面广量大的渠系配套任务则交给地方组织群众完成。
官方公布的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也仅仅反映了灌溉水流经这些骨干渠道后扣除蒸发和渗漏算得的利用率。可是支渠以下还有斗渠、农渠、毛渠和灌水，这些渠道都有水面蒸发和渗漏损失，即使到了地里，也还有水面蒸发和深层渗漏，还有由于漫灌后土地处于超饱和状态产生的过量的棵间蒸发和由于过量引水经排水沟排走的灌溉退水。通常的做法这些损失都不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些田间损失都计算在内，我国的灌溉水的利用率恐怕连30%都达不到。目前我国农田灌溉用水量约占国民总用水量的70-80%，也就是说仅因灌溉技术落后这一项浪费的水资源，即高达国民总用水量的50%以上，说明传统的漫灌技术是造成我国水资源紧缺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的主要原因。
对此，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认为，邱为铎推广他的滴灌技术30多年，也没有成功，说明这套技术不适合中国的粮食种植。李主任说：“老太太举着滴灌管子在田里移动那太土，太容易了，跟以色列靠电脑操作的自动化滴灌技术没法相比。”
邱为铎所长反驳说：“出自李主任之口的论点并非他本人的创造，而是长期以来水利部灌排公司为了保护他们的市场打压燕山滴灌惯用的典型说法。燕山滴灌在水利部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揭示了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竞争所造成的危害。对此，邱为铎表示，要适合中国国情，该技术难免带有几分土气。”中国人用“老土，太容易”的办法为大田粮食作物开辟了一条既省水又省钱的灌溉技术，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吗？
据他介绍，推广科发半固定式滴灌技术每亩投资仅需150元左右，一次投入60%的设备使用寿命长达20-30年，40%的设备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和漫灌相比，用不到20%的水资源投入即可将旱地变成水浇地，这项技术为改造占耕地的面积60%的中低产田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推广科发滴灌技术，可使单井灌溉面积扩大5倍，可以有效地扭转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对生态环境在造成的不良后果。用科发滴灌技术改造自流灌区，每亩投入150元左右即可将斗渠以下改成滴灌，可以使灌溉用水量减少70-80%。若将1亿亩漫灌改成滴灌，全年可节水500亿立米，大大超过了我国现阶段全年缺水400亿立米的缺水总量。
科技推广工作本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对此项滴灌技术，我们参看了相关的专利、荣誉和奖励证书，而相关部门指称该技术落后，认为不切合中国实际。那么对于“相对落后”，我们该作何解读？
“相对落后”的判断使燕山滴灌成为了牺牲品。多年的推广无果，在时间、物质、精神上对邱所长都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不该是他一个人的悲哀。
作为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级优秀科技论文奖、国家级优秀星火项目奖、中国首届新技术新产品展评会金奖、香港国际博览会新产品新技术金奖、中华绿色科技奖、中国当代思想成就奖和国家级滴水灌溉新技术推广一等奖。先后获得18项实用新型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的燕山滴灌，在近三十年的推广中为何成绩寥寥，日前，本刊记者电话联系了北京农业职业教育研究所农村基础研究领域的专家李凌。
李凌把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推广应用方面的问题总结为五点；其一，推广体系断链。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后，全国农技推广出现线断、人散的严峻局面；其二，具体地方上灌溉组织无人负责，出现渠道不可分，有人用水无人管水的局面。同时，地方上在灌溉设施的选择上不考虑农民的意见，导致农民怨声四起；其三，在灌溉技术的推广上，农民的现实利益无法通过灌溉技术的提高得到改善，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其的投入。现在来看，传统的种植业、林果业根本无法让农民创收，所以他们不会考虑投入多余的钱来提高灌溉技术；其四、农业部、水利部等相关部门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现状；其五，相关部门在技术推广上犯下了不切实际的毛病，想当然的认为农民会乐意，其实不然。
与滴灌技术“无关”的真相
有哲人说，当你越逼近真相的时候，真相往往会比你想象的可怕得多。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究竟是怎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也可能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深知，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正在路上，这是事实，但是否太慢？
在创新者利益的保障上，我们总是在怀疑、慢走、走走、停停、歇歇。在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正待解决。像邱为铎所长所说的，自己的科发滴灌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技术专利发明，曾经是“燕山”命名，如今改为“科发”，是一种自由，似乎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也默认了这样一种存在着隐患的知识产权转移。在当前的法律界定上，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在利益上的划分上是有原则性不同的。但在这里却行不通了。如果邱所长的科发滴灌终有一天能够取得骄人成绩的时候，相关利益方是否会去争得分得一杯羹呢，到那时又会产生怎样的复杂问题？我无法设想，但却是我们正在领受的现实。
我国专利法把发明创造分为职务发明创造和非职务发明创造两类。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下列情况下完成的发明创造都是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发明创造；履行本单位交付的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务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完成的发明创造；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上述情况以外作出的发明创造是非职务发明创造。
《专利法》明文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属于单位，非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个人所有。但是目前的情况是，邱为铎是该技术——科发（燕山）滴灌技术专利技术的专利授权人，即所有者。假如该技术成果能够顺利的在全国得以推广，那么利益的划分问题将变得格外突出。因为默认不代表约定。约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人感情占得更多一些，如果没有形成文字协议，即得不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若出现像上述提及的情况，将又是一场利益纠纷事件。
同时，在科技创新机制内部，正像邱为铎所长说的，行政权力的干预可能是导致科技创新终结或者技术推广受阻的直接动因，长期存在于领导机关的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使一些科技工作的领导者不知不觉地成为科技创新成果的杀手。因为根源在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谁干活谁倒霉的社会现实。
“水利部的一位主管节水灌溉项目的领导曾经语重心长的批评我，你的问题就是‘包打天下’，一语道破了多年工作带来的恶运。”邱为铎所长真诚的向本刊记者表示。
采访后记：
科技创新的事业是宏大而深远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有的即使是问题但我们却毫无知觉，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将怎样在世界创新民族之林立足，关键是什么？我们创新环境的构成不是单纯几部法律，也不是单纯靠几个科研人员就能完成。我们的创新者们，我们要仔细倾听他们的声音，你会发现些什么，还是感觉到了什么，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知道多少？国家和社会怎么看待创新者？他们的利益需要在哪里得到伸张？他们是“包打一切”的吗？还是我们从根本上没有分清楚事物发展本身的趋势，误解了创新的涵义？种种问题都是我们在创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必须要解决的，我们怎么对待创新者就是怎么对待国家的希望。我们在机制体制的的问题积重难返吗？不是，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破解当中。科技创新的综合性、系统性、庞杂性，制约了个人、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甚至政府都没法单一的完成这项工作。
在既往的事情上，谁动了创新者的奶酪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今后，我们可以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个已经被人们无数次重复的话题上寄托怎样的新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