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逊：医疗官司不能一家说了算 朱鼎龙——朱逊的父亲，朱逊维权案的主角。 历经磨难的朱鼎龙并不见明显苍老，但过早戴上的老花眼镜却能够印证维权的艰辛。谈起这段经历，朱鼎龙的眼里再次涌出泪水：“我们有理有据，却苦熬了8年，因无力给孩子及时植入人工电子耳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天天错过恢复听力语言的最佳时机……” 朱逊因维权历程漫长而错失治疗时机，成了朱鼎龙心头无法解开的心结。以至于6年之后，朱鼎龙对维权过程中的一些记忆片段仍然痛心疾首。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明了的官司，关于医院用药有无超剂量过错，属于小学生一分钟就能算出来的算术题，却耗时8年。”说这话时，朱鼎龙一脸的无奈。 1995年6月10日，两岁的小朱逊因为轻微咳嗽，医生开了两支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并当场注射一支，导致了朱逊全聋。 而后医患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医院用药是否超剂量。 关于庆大霉素，《药典》及产品说明书均有“注意：超量使用可致耳聋”提示，用法均为“小儿每日每公斤体重3000～5000单位，分2～3次给药”，小朱逊当时实际体重是11公斤，剂量范围应在1.1万～2.75万单位，即使按医院所说13公斤体重，最大剂量的计算公式是“5000×13÷2＝32500”。别说一次注射8万单位，就是4万单位，也属超量！ 这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却难倒了许多部门。县“医鉴委”的说法是不超量，市“医鉴委”整整算了一年，在鉴定报告中“经计算”得出：即使一次注射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也属违规超量。而本该6个月之内就能作出的省级鉴定结论却历经14个多月，结果却是“经讨论一致认为剂量在正常范围”。 其后，朱鼎龙按照当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要求卫生部复议，他甚至直接找到了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诉说冤情也无济于事。 那个时候，法院不受理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案件。朱鼎龙说，如果对错误的医疗鉴定服了，那就没有了诉讼的必要。等到终于走上法庭时，法庭的判决并没有带给朱鼎龙父子一丝希望，虽然《药品管理法》确认了《药典》的法定地位，但一审法院照样在判决书上写着：《药典》不作为法定依据。 2001年3月15日，朱鼎龙上诉到扬州市中级法院。按规定应当在3个月内结案，最多可延期3个月，然而，此案一直拖至2002年12月27日才宣判。所幸的是，朱逊最终获得了胜诉。 这一路，朱鼎龙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有许多在绝望边缘徘徊的维权者找到了胜诉后的朱鼎龙。 朱鼎龙说，消费者维权难最根本的是难在司法层面。就医患纠纷而言，国家规定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要经过质证才能采信，事实上容易产生将质证当作走过场的倾向，有的法院也乐意将司法裁量权拱手让给医疗事故鉴定组织。朱鼎龙旁听过有的医疗纠纷案，医院理屈词穷，但照样胜诉。他甚至看到过医院《答辩状》的落款竟是某某人民法院，遇到过医方出错后涉嫌故意杀人，而患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却历经8年都讨不到公道的情况。 朱鼎龙说，他无法驱散朱逊案留在心头的阴影，也无法面对生活中有更多孤独与绝望的维权者。为了还原朱逊维权事件的真相，给广大的维权者带来希望和力量，朱鼎龙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完成了《官司》，被法律出版社誉为“12年真情谱写，一部完全没有虚构的旷世奇书”而重点出版。朱鼎龙尽管入不敷出，却将稿费全部捐给“3·15维权”及公益事业。 朱鼎龙拿出了一份1998年8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有《必须追究错鉴责任》的评论，这篇专门针对朱逊事件的评论，在论证“这起违背用药注意事项造成的严重医疗事故竟被定为‘不属医疗事故’”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鉴定敢于无法无天，还因为其没有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无故意错鉴而被查办之虞，却有私下‘交易’之利，失去制约的权力怎能不腐败？医鉴不公，医祸无穷。朱逊事件使人联想到我国每天人为致聋哑儿童数以百计，国家预防药物致聋重点工程形同虚设，可医疗界却还在因过获利……只有将胆敢违法错鉴者坚决地绳之以法，使其身败名裂直至身陷囹圄，才能铲除纵容坑人害人的祸根，才能促进医疗行风的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才有可能被高度重视。” 朱鼎龙说，解不开的心结，时间会让它慢慢淡去，但法制的力量应该始终照亮消费者的心灵。（实习记者 陈晓伟） 吴石林：防患假冒伪劣下乡坑农 吴石林，湖南省安化县清塘镇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作为。随着城镇消费者质量意识的提升，一些制假售假的不法之徒把目光转移到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市场。为了捍卫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1988年起，吴石林便自发地肩负起了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重任。 谈及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初衷，吴石林回忆道：“在1988年的时候，当地农民吴卫贵喝了地下酒厂生产的劣质酒，导致七孔流血死亡。我参加了吴卫贵的丧事，看到吴卫贵的妻儿撕心裂肺地痛哭，我心中无比愤怒，暗下决心要端掉当地所有的地下酒厂。”吴石林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发现，那些所谓的散装白酒就是用溪水加酒精勾兑而成的。当时，吴石林结婚不久，因为家里比较困难，他在农闲时靠走村串户收废品来补贴家用。 在吴卫贵死后不久，有一天，吴石林去鱼水乡收废品时，看到一位村妇正在大哭。问其原因，原来是她在集市上买的10公斤散装白酒，回到家里不仅少了1.3公斤，还有很浓的生水味。为此，丈夫大怒，要她去退，否则就永远别回家。可是，当村妇找到摊主后，摊主却拒不认账。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吴石林为那位村妇主持了公道，让摊主退了酒。事后，吴石林将自己收集的地下酒厂生产劣质酒的证据交到了安化县工商局，县工商局立即开展整治行动，一举端掉了该县所有的非法酒厂。“这一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不少当地农民遇到消费问题都会找我帮忙。就这样，我走上了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道路。”吴石林说。 可能连吴石林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条义务维权的路一走便是20余年，吴石林更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义务维权的痴心汉子”。他靠收旧货攒钱自费学了3年法律，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20年来，他为乡亲们处理了3000多起投诉，为他们挽回了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20年来，他自费编辑印刷了几万册《消费者必读》、《农村消费》、《经营者必读》等普法读本送给当地农民，向广大农村消费者普及法律常识；20年维权还使吴石林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他已经由服务当地农民发展到面向全国的农村消费者，他还花几千元建立了维权网站；20年维权也是吴石林的维权队伍不断壮大的过程，在他的感召下，自愿加入他维权队伍的已经有600多位志愿者。 吴石林经手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大部分是农村消费者，他们在自己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后，维权的难度很大。举个例子来说，农民在种子公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种子，劣质种子种下地，在农作物成熟后势必会出现减产而损害农民收益。如果农民找商家索赔，需要请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来到田间调查鉴定，拿到有关部门的鉴定书后才可能获得赔偿，但昂贵的鉴定费用往往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如果是异地侵权案件，维权的困难则会更大，除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外，农民在维权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鉴定费等一系列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这就造成了维权成本太高，迫使农民不得不放弃权利。 同时，农机具、建筑材料、农药、化肥等农民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物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因举证费用不菲，其索赔的难度也相对较大。 此外，因农民相对缺乏医药常识，有些农村卫生室和小诊所出售假冒伪劣药品及种种欺诈行为，很容易诱使农民被骗，轻则起不到治疗效果，重则将人致残甚至致死。“现在，因农村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务工，农村留守的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老人病痛多，使打着‘下乡送药活动’幌子的骗子异常猖獗。”吴石林忧心忡忡地说。
随着家电下乡活动的启动，农村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日益凸现。这不仅吸引了许多商家的目光，还牵动着不法分子的嗅觉。对此，吴石林提出建议：第一，农民在对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进行维权时，采取谁销售谁举证谁代付费用的原则；第二，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农村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送假医药下乡的活动。（本刊记者 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