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Random Thoughts on Visiting Wang Guowei Residence
文/王 祁 前不久，笔者在浙江海宁市的周王庙镇搞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巧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故居盐官镇就在这里。自己早在儿时便仰慕王国维少年才气，待到闯进文学殿堂，赫然得见先生正伫立灯火阑珊处，便知盐官镇不枉人杰地灵了。但那时远在北方，朝圣之心，只能作一生的梦想。于是，这次绝不放过机会。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在周王庙信用社主任魏良的帮助下，自己终于圆了人生一大梦想——拜谒王国维故居。 初进先生故居“娱庐”，崇敬加之寒冷，不免有些诚惶诚恐。凝视先生的青铜塑像，仰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之评语楹联，久久不忍离去。先生字静安，而相貌气质却绝无静安之丝缕。一副眼镜，挡不住犀利之目光；蓬墨的唇髭，掩不住欲言欲呐之舌口；即使坐在那里，头颅亦横梗欲动，并无一时端庄守训之态。 于是就想起先生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之费解之谜了。 据史料记载，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对先生之死，我不同意所谓“遗老”之论。也就是说，我不认为先生是为清廷殉身而消极结束生命的，实际应该是为完成自我，而积极涅新生的。 他的自殒，根源在于他的叛逆性格。 就是说，像先生那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清高孤傲之人，活的就是一种骨气，如果骨气不保，他不会苟且偷生，宁愿一死了之，以此完成自己高贵人格的完整和升华。 其实在他所著《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已道出他身缚桎梏，却要“独上高楼”的叛逆性格，并非仅是对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提出的独到见解。 北京清华园伫立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陈寅恪撰文也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然而今谒故居，脑际仍然迷雾缭绕。先生为脱尘而死如可定论，而此叛逆性格亦难信天生。虽父善诗文，他深受熏陶，但中产人家，也并无困厄之苦，何以非挣脱尘世不可？于是我又凝望故居，在阴冷的“娱庐”里寻找，在九檩单檐中寻觅先生童年的影子。耳边却隐隐听到钱江大潮啸天而至，倏忽间便觉悟出点儿玄机了。 啊，故居，潮声，书声！ 先生故居位于钱塘江北岸，著名的钱塘潮声是迎他出生的喜乐和伴他成长的歌谣。我遐想啊，当年在故居里，他“夜起倚危楼”，书卷伴潮声。兴致来时，他心随潮涌“吞天沃日”，笔随潮去“雪山驾鳌”。当偌大一个盐官镇昏昏沉睡时，唯有国维独醒。 莫非钱塘大潮真的与王国维性格形成有关？ 我为我的偶然感觉窃喜不已。于是不管世人、专家是否见笑，还是匆匆回到住所，急急查阅起手头的资料了。 恕我孤陋寡闻，至今还没有见到将王国维性格形成与钱江潮联系起来的文字。而从手头仅有的两首王国维观潮词看，我的窃喜并非随意杜撰。又翻看了能找到的明、清和近、现代出自大家手笔的17首观潮诗词，两相对照，更见王国维之与众不同。17首中无一首寓潮而涉世事，唯王国维两首皆咏潮而喻尘寰，咏潮而吐心声。其愤世嫉俗、抱负难展、渴望思想自由之激情，可谓甚嚣潮景之上，虽潮声如千军万马，亦不可掩盖。 先看他的《蝶恋花·观潮》： “辛苦钱塘江上水， 日日西流，日日趋东海。 终古越山项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 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再看他的《虞美人·夜潮》：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 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应非故，恩怨须臾误。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窃以为第一首是王国维对自己一生“辛苦”奋斗和“抱愤”归宿的真实写照。奋斗使自己“英雄气”得以宣泻，而“抱愤终何是”则是生命归宿的宣言和必然结果。第二首是世事依旧，尽管“人间孤愤最难平”，但也只能“潮落又潮生”，其渴望思想自由、世道公平及厌世无奈之心境尽览无余。 这两首词，可以理解为借潮咏志，也可以理解为情为潮左。但钱塘潮对王国维卓然不群思想、桀骜不训性格形成过程中，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应该是可以默认的。至于后来这种影响，是否成为推动或坚定他自殒的一个理由，我不敢妄断，但可试推测如下： 王国维11岁就进“娱庐”，在故居观潮听潮12年，即使以后离家，每年也总要回来居住一段时间。1903年夏天，王国维又回故居小住，醉心于叔本华、尼采的著作，思想受到苦痛的哲学理念的震荡。 叔本华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即精神需求）在现实世界中却永远得不到满足，因而人生充满痛苦，只有断绝和否定人们利己的意志，才能求得解脱，达到佛学中的涅。但，这对视精神需求为第一生命的人来说，太难，太痛苦，甚至容易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启蒙和折磨下，王国维精神上的痛苦无以排遣，面临要么做行尸走肉，要么寻求解脱的办法的两难选择。这是其一。 其二是，王国维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着两难选择，受尽屈辱而走投无路。据资料载，当时一是政治上受制于清逊帝溥仪当吃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二是经济上受制于他的恩人和导师罗振玉的欺侮和逼迫，使他对人生深感痛苦，甚至绝望。 在这种情况下， 联想到钱塘潮虽然壮观，但也是因“两束”而如龙受缚，虽生犹死（见《两浙海塘通志》载“独海宁之尖山与南岸绍兴诸山一束，激起潮头，排墙而进，出龛赭二山，又加一束，而钱塘之潮遂为巨观”），有如人潮同病，便更加重了苦痛。
到头来还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悲哉？壮哉？是也？非也？ 此只吾之管见，愿就教专家扶正。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系统工会副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