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规定，持居住证人员的子女可以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但要命的是必须回原籍地参加高考。鉴于上海较低的高考分数线，这算得上致命一击。另外，他们不能凭居住证在上海办理出国签证手续，如果一个业务骨干经常出国，所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其实，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他们在乎的是，我在上海贡献了五六年，社保、纳税都比平均水平高，为什么还不能算上海人？”殷宏反问道。长三角地区周边城市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即便是回原籍地创业，凭着一身技术与几年工作经验也不是问题，“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公司只好不断地花大力气培养新人”。 蓝印户口 实际上，自1994年上海率先提出建设“人才高地”以来，从未避讳户籍在其中的杠杆作用。彼时，正是浦东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按照“一年一个样，三年变大样”的要求，吸引投资与人才迫在眉睫。 就在当年，上海市推出蓝印户口制度，规定“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上海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具备一定条件后，可申领蓝印户口”。至1998年，为了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业发展，蓝印户口进一步放宽，“购买中心城区70平方米、总价35万元的住房或非中心城区总价10万元的住房即可办理”。 高力国际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回升，蓝印户口购房数量从1998至2000年的总计约1.7万套，快速增长至2001年的约2万套，在政策叫停前的2002年一季度，该数字达到了6.6万套。 蓝印户口在刺激房地产方面的效果显而易见。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住宅销售面积为686.4万平方米，在政策开始实行后，1998年达到了1141.9万平方米，2001年更是达到了1796.6万平方米。 但在吸引人才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自1994年2月到2001年底，上海共办理了4.2万个蓝印户口，其中属于购房类的占88%，投资类的仅占10%，聘用类的只有2%。“后来发现，办蓝印户口的大多是温州的鞋老板、山西的煤老板，都是为了将来孩子高考。”王大犇告诉我。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海人才紧缺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拥有国际化背景的金融、经贸高管和先进制造业的高级技工人员方面，所面临的缺口日渐增大。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上半年上海劳动力市场10个需求量最大的“灰领”职业，平均每三个职位只有一个求职者前来应聘。需求缺口最大的现代轿车维修人员，每个求职者可坐拥11个岗位。至2008年，情况尚未有明显改善，仅以一季度为例，上海以数控机床工为代表的机械加工类技术人员，用人单位的需求量达到9200人，但求职人数仅5300人。 “不要说与纽约、东京相比，就是跟台湾、香港地区比，我们的人才结构与‘四个中心’建设都还有不小的差距。”王振说，“经济、航运、贸易、金融，哪一个也离不开人才。” 上海面临的困局还不止这些，雪上加霜的是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6.83万人，占20.8%，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而2007年末户籍人口中15～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975.61万人，比2006年末减少了5.24万人，上海在全国特大城市中首次出现了户籍劳动人口的负增长。上海市统计局在最近刚刚公布的报告中预测：“随着生育高峰的结束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负增长水平将进入上升周期。” 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社保基金的缺口增大。上海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07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90亿元，这一数字将在今年达到121.4亿元。 当然，在王大犇看来，人口老龄化与社保基金缺口等因素还要算更为长远和根本性的问题，“这次户籍管理变动，主要还是要解决一部分居住证人才的燃眉之急”。 刘静就是这部分有“燃眉之急”中的一员。她2002年来到上海参与创办A公司的时候，正是房价飞涨的年代，“虽然当时落户还比较容易，但因为公司以及生活前景都不明朗，也就没在意户口，放在了老家桂林的人才市场里”。 一时的大意，让她苦苦等待了将近7年。2008年11月26日，是她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她早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不仅仅因为爱情，更因为她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可以申领户口的日子。由于当年丈夫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直接落户，按照上海的有关规定，软件类企业的高管人员，只要有一方的户口在上海，两地分居5年之后另一方可以申领上海户口。 第二天，刘静早早就去人才中心交了申请表。此前的那一个月，她已经至少去咨询过三次，以至于连办事人员都开始对她有些烦了：“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呢？”其实，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之一，按理说刘静现在的日子没理由不自信，有房有车，丈夫同样是企业高管。“但成了家就会想很现实的问题，孩子考学、自己失业或退休了怎么办？总不能回到桂林养老吧。”她说一想到还不算“正式”的上海人，还是会有些失落。 很幸运，一个月后，刘静接到了申请通过的电话。去领户口页的那天，办事人员告诉她：“这一批就只批了你一个。”这话她听得又惊又喜。旁边一个从北京飞来领表的男士，一脸感慨地说：“飞来飞去就为了一张纸。”而另一个朋友只比她晚交了两周，虽然条件更好，还有高级职称，但还是被拒了。 “我当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5年不行就7年，7年不行就15年。”刘静说这话的时候，虽然嘴角带笑，但那笑里分明还有几丝无奈。按照有关规定，外地嫁过来的“上海媳妇”最晚15年之后可以申领户口。 刘静是幸运的，她如愿收到了结婚5周年来最好的礼物——那张薄薄的、10厘米×14厘米大的纸片。日子一天天过去，像刘静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农田，很荒凉，看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刘静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从一栋栋写字楼里涌出的“张江男”、“张江女”们正赶去食堂，胸牌被风吹起，打在脸上。 上海的容量
“按照张江园区的规划，未来5～10年，要容纳30万人。”殷宏告诉我。这些都是人才，但也意味着大部分人迟早要为了一个上海户口而焦虑、等待或者茫然。 放大到整个上海，郊区空地划定“红线”之后，市区可利用的土地存量已经相当有限。按照1888.46万常住人口和6340.5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计算，其人口密度已经居全国前列，更何况仅占全市面积4.6%的中心城区，就容纳了占全市人口34.6%的652.96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惊人的2.2559万人/平方公里。 上海到底能够容得下多少人？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有人说是2000万，有人说是3000万，还有人会说：“楼越来越高，日子不也照样过吗？5000万也没问题。” 但似乎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中国，户口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它背后还有社保、教育、养老、福利等等一串长长的账单。虽然没有人详细计算一个上海户口所对应的政府成本，但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目前发展看，“上海每年新增户籍人数不宜超过10万”。 让人头疼的还不止那些所谓人才。根据王大犇的调查，现在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妇也有30多万人仍没拿到户口，而由于历史原因，当年外出“支内”、“支边”、“上山下乡”的知青，就连公安局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在外地退休后想落叶归根，但动一发则牵及全身，一个人往往就意味着一个家庭。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人才引进也不敢大规模放开的原因，他们现在年轻，可将来也有老的那一天，怎么办？”王大犇说。至于说那450万居住证中所占80%以上的临时居住证，此刻还远远未能顾及。对那些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的农民工来说，一个上海户口还是个非常遥远的奢望。 “如果上海户口完全放开，会怎么样？”我明知故问。王大犇脱口而出，只一个词：不堪设想。 刘静的午饭是在办公室凑合着吃的。或许是因为这两天阴雨的缘故，刘静的装扮并没有电视上那些企业高管的影子。深色羽绒服，随意扎起的马尾辫，带着一副小眼镜，说起话来语速很快，还可能随时会被桌上的电话打断。 鲁翔的午饭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草草解决。食堂里熙熙攘攘，8元或10元的一份套餐，看上去并没有食欲。我问他可否拍张照片，起先答应得很爽快，没过多久又打来电话拒绝了：“不清楚那些租房的中介有什么背景，还是不惹麻烦的好。” 他的家就在重庆最繁华的朝天门大桥附近，说起这些他也会偶然流露出对上海的不屑，“谁没见过高楼，我也是从小在市中心长大的，就相当于上海的城隍庙地区”。但在眼下，他必须要小心翼翼，“生存第一”。 这个城市在一天天长大，变胖。王振会感叹：“蓝印户口、居住证、现在转户口，都是在铁板一块的户口上划开一道口子。”天南海北赶来的人才跃跃欲试，紧紧抓着几道裂缝，拼命往上爬。“人才高地”是个很形象的词儿，四周用户口筑起来的铁栅栏也在慢慢长高。在它面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开始显现。 采访结束后正赶上晚高峰，我随着人流挤进张江地铁站。等车的时候，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有关“迎世博、讲文明”的活动，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在用力将一名半个身子还在车门外的乘客往里推。画面的角落显示着两行字：“今天距世博会还有414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感谢王惠女士、沈荣华先生、汪怿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