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兄弟 看到迎面而来的索南顿珠，我松了一口气：没找错人。一件褐色缎面的旧藏袍，戴同色系长寿帽，作为日常装束似乎隆重了点。脸上堆起的笑让那些黝黑的褶皱显得更幽深了，每一道里面都藏着历历风霜。看上去更老、更黑、更朴实，除去这些不同，他也拥有一副魁梧的身板，高颧骨、细长眼——一眼就能认出是旺堆的兄弟。 “我说没错吧。”为我翻译的贡嘎县昌果乡人大副主席边巴平措很得意。前两天在旺堆那里得知他的老家在昌果乡，电话向乡里询问，他们很快反馈：“演《农奴》电影的人？知道，知道！家在岗旦村。”当时很疑惑，旺堆明明说是普下村啊。但边巴平措的语气不容置疑。原来，几十年没回乡的旺堆不知道，在普下的老房子早已被拆除重建，成了别人的，而岗旦村是旺堆的弟弟家——村里人将血缘关系作为联系离乡者的纽带。 拉萨到贡嘎县城很顺利，顺着拉萨河和群山的蜿蜒，一路在高速公路上疾驰。50多公里外的贡嘎县城是离拉萨最近的一块平地，拉萨机场就顺理成章地选址于此，并冠名以贡嘎。但昌果还藏在两侧大山的褶皱里，要再顺着雅鲁藏布江一直走到江北岸的两山夹击处。之前江北没有路，从县城过来的人只能绕道江南，从对岸搭船，再坐一段手扶拖拉机。两年前江北一条土路贴着大山修成，到昌果30多公里路坐拖拉机却要颠簸半天，还是在没有风沙的情况下。来之前，边巴平措电话里说“路被沙子埋了，拖拉机过不来”，他的担心并不多余，漫山的风沙倾泻而下，掩埋了道路、农田，甚至河水，幸好我们的越野车可以越过这些障碍。据说，这季节的沙尘暴也叫“喇嘛风”，因为这股风是和藏历新年的“升起喇嘛”仪式一起来的。抵挡风沙的只有江岸一长溜密密的杨树林，从江岸沙滩一直伸展到山脚。狂怒的沙尘暴刮过，春天就来了。 这条路索南顿珠每年都要走一个来回，总是在藏历新年前，去拉萨看哥哥。他带上糌粑、酥油，还有特产的红皮土豆。今年却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例外，因为腿疼没去。村里没电话，旺堆在拉萨就托我带个信，“怎么没来？是不是生病了？”他们本是三兄弟，大哥旺堆在拉萨，二弟索南顿珠在昌果，还有一个小弟在贡嘎县吉雄镇做道班工。三人散落在拉萨周边的三角，过年时偶尔相聚。但就在前几天的藏历新年初四，传来小弟去世的消息。 索南顿珠今年75岁，比哥哥小3岁，但看上去比在城里生活的旺堆老不少。他小时候却没怎么吃过农奴的苦，只有一次旺堆生病时，他代哥哥当过几天马夫。“白天还好，晚上要给马喂三四次饲料，又累又害怕。”等到他满18岁列入农奴名册的时候，已是1953年，山南地区农奴制有所松动，家里条件也好些了，不怎么用卖力气了。他记得，当时的普下庄园管辖附近的8个农区和8个牧区，属于拉萨泽交林寺下的小型庄园，由泽交林派下来的代理人代管。1959年民主改革后，这庄园的140多亩地分给了原来的农奴，索南顿珠一家9口人，5个劳力分了15亩地、76只羊、2头牦牛。现在普下庄园已经消失了。 哥哥十几岁逃离家乡的时候，索南顿珠说他“舍不得奶奶、爸爸，不想走”。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同母异父的哥哥没和他们住在一起。那几年，索南顿珠说他还去色拉寺给哥哥送过几次糌粑。记得有一次，色拉寺在大搞佛事，凡是喇嘛都可以领一份糌粑。他也把头发剃了，披上袈裟，战战兢兢地冒充小喇嘛，拿了份糌粑回家。逃到寺庙时哥哥已改掉了扎西卢布的本名，“那时候每一个农奴都是登记在册的，如果不改名，这个庄园主会写信给另一个庄园主，骑马追回并严惩；或者出一个价钱，换给另一家干活。永远逃不脱农奴的命运”。 突然有一天哥哥再没了消息，此后的8年都杳无音讯。索南顿珠1963年入党时要查历史，也没查到哥哥去哪儿了。昌果乡的电影放映队1962年第一次放《农奴》电影，但索南顿珠当时去支援前线了，而村里人谁也没有认出男主角就是从这里逃走的扎西卢布，也不敢认，“变化太大了”。直到1965年村书记在拉萨碰到话剧团的人才得知，乡里很是轰动了一阵。而索南顿珠盯着银幕看了又看，“看到哥哥额头上那块熟悉的伤疤，才确认”。 1968年有人从拉萨给索南顿珠带来一封信：“我从内地回来了，在话剧团。哥哥扎西卢布。”他终于见到哥哥回来，简直像做梦一样：“哥哥脸变白了。看上去非常幸福。” 明星旺堆1968年这一次回乡，前后待了两个多月，砍柴、捡牛粪、缝衣服，甚至教孩子们写字、唱歌。岗旦村61岁的村委会副主任普布还记得，旺堆晚上还给村民开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点架子都没有”。索南顿珠墙上的家庭相框里还留着旺堆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他从此再没回过家乡。 索南顿珠不时将一个牛角状鼻烟壶凑近鼻孔，陶醉地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这习惯与哥哥旺堆如出一辙。他说，这个鼻烟壶是哥哥送的，他一直放在身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