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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宗的丈夫次仁朗杰，和她同一年出生，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北京民族大学读大学。对于大学生涯，次仁朗杰的回忆是：“玩，侃，跟汉族同学一起。” 次仁朗杰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甚至带有很地道的京腔。次仁朗杰认为，这得益于当年在大学里和北京的同学一起玩，一起侃。 问次仁朗杰为什么没有在大学里找一个汉族女孩，他说：“人家看不上。女孩挺漂亮的，我挺沉默的。”后来他招认，他和一个东北女孩，“随便谈了三四天，但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她走她的，我走我的”。 次仁朗杰上的是藏语文系，同班同学大多是藏族。这一班同学不乏浪漫史，有一位同学找了汉族女孩，在学校时是人人羡慕的一对，然而毕业后女孩跟他一起回拉萨，却因为无法习惯藏族家庭的生活习惯而不得不分手；还有个同学，谈了韩国的女朋友，女孩子跟他回了西藏，同学的父母却无法接受。 毕业时，次仁朗杰没有考虑留京：“不知道怎么回事，留京名额在别的班里都抢，在我们班里都推。” 次仁朗杰用“青梅竹马”来形容他和央宗。两人一同上了同一所中学：拉萨中学，从高二到高三，两人都是同桌。 “她那时候老捉弄我，我有点什么好吃的都带给她。”次仁朗杰说。 两家人原本都认识。央宗的爸爸旺堆在拉萨是知名的大演员，次仁朗杰的妈妈格桑拉姆和央宗的妈妈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次仁朗杰回来后，很快就知道了央宗在八角街小学工作，于是有一天，次仁朗杰就到八角街小学去了。 “本来只是随便走走，谁知道真的碰见了。”次仁朗杰说，“这是缘分啊。” 于是，德吉央宗就成了次仁朗杰的女朋友。 次仁朗杰那时在墨竹工卡县民宗局工作，谈恋爱的时间就安排在了周末。两人最常进行的恋爱活动只有3项：吃饭，泡茶园，看录像。 央宗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有很多四川人在拉萨开了茶园，去茶园喝茶就成了拉萨青年人最时髦的活动。那时候拉萨的电影院早已经衰落，遍布街头的是录像厅：一间房子里，放着几排板凳，门口的水牌上写着录像的名字，挑开门帘，里面黑乎乎的。 问央宗那时候两个人经常看什么片子，央宗说，恐怖片。 与茶园一同兴起的还有歌舞厅。那时候小学教师工作还清闲，没有课的时候，央宗就去歌舞厅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一个月能多拿五六百到七八百块钱。后来旺堆知道了，很生气，认为歌舞厅不是正经场所，央宗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次仁朗杰也有过“挣外快”的经历。1999年，他开着一辆长安牌车往返于拉萨和墨竹工卡，路上看到有人大包小包地站在路边，就帮助他拉了一趟货，挣了15块钱。后来每次经过客运站，都顺便拉活。“拉活儿”并没持续多久，对次仁朗杰来说，这只是一段小插曲：“我还是个按部就班的人。” 次仁朗杰说，他曾经羡慕过班里做生意发财的同学，然而现在，“做生意的同学都后悔了”。 1999年，次仁朗杰最主要的工作，是给乡里要资助款。1997年，分配到墨竹工卡县后，次仁朗杰被分到一个乡里去做乡长助理，对于那段生活，次仁朗杰形容为“完全融入了农牧民的生活”。 乡里的条件很艰苦，住宿条件简陋，饮食也只有糌粑和酥油茶。从小在拉萨的次仁朗杰第一次认识到了农牧民的生活条件。1999年，乡里给了他一个任务：到拉萨去把当时的丹增书记允诺给乡里的3万块钱要回来。 次仁朗杰回到了拉萨，一趟趟跑党委，根本见不到领导。后来，央宗的一个朋友做记者，靠了这个记者，次仁朗杰才在开会的间隙见到了书记。 “我把乡里的介绍信给书记看，书记记起来了，立刻把民政厅的领导叫来，说，落实一下。”次仁朗杰说。当时他的感受是，“要钱真不容易”。 现在，次仁朗杰已经是墨竹工卡县民宗局的副局长。从去年开始，他被借调到了市文物局，协助西藏文物普查工作。 次仁朗杰的父亲加央次旦说起自己的儿子，伸出了大拇指：“他是这个。” 加央次旦退休前，是拉萨电视台译制部的主任，他也曾是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员。他和妻子格桑拉姆年轻时在罗布林卡共同拍摄的一张照片现在还挂在客厅的墙上。那时妻子还刚刚从白求恩医学院毕业，已经是7月，加央次旦穿了长袖的中山服，妻子穿了长袖的列宁装，白衬衫的领子从领口翻出来。 “那时候保守么，7月份也要穿长袖。”格桑拉姆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 西藏和平解放前，加央次旦和格桑拉姆的家庭都是西藏普通的工匠。解放军和平进藏时，两个人都挥舞着小旗，站在路边欢迎解放军。 高中毕业后，加央次旦进入拉萨市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他记得那时的挑选标准是：“形象好，声音好。”格桑拉姆去了内地白求恩医学院深造，立志成为一名内科大夫。 1970年，格桑拉姆回到拉萨，和老同学加央次旦结婚。婚礼上同样收到了一人高的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拿大箱子把语录装起来，转送给身边的朋友亲戚，让他们拿去参加别人的婚礼。1973年，次仁朗杰出生，格桑拉姆响应国家只生一个的号召，不再打算要孩子。 “那会儿只生一个的家庭都奖励一床毛毯，是很大的荣誉。”格桑拉姆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电视剧如《女奴》等，在西藏播出时，都由加央次旦负责翻译成藏语播出。 次仁朗杰毕业的时候，曾经希望通过父亲的关系分到拉萨电视台，这个要求被父亲拒绝了。耿直的加央次旦，平时就看不上台里托人情进来的员工，在他看来，人应该凭本事、凭能力吃饭。 次仁朗杰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的时候，加央次旦和妻子一同去北京看他。那次北京之行，让加央次旦很不高兴，他觉得儿子不够用功，北京也不再是他记忆里70年代的北京。 上世纪70年代，加央次旦借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领导很欣赏他的刻苦，希望让他留在北京工作。但加央次旦觉得自己是西藏培养出来的，还是要回到西藏去。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留给他非常美好的印象：东西便宜、饭菜干净、街道宽阔，北京人都非常友善、有礼貌。 上世纪90年代再去北京，似乎一切都改变了，车辆又多又拥挤，饭馆服务员服务态度差，公共汽车售票员对外地人非常不耐烦。什么东西都很贵。 加央次旦说，那一次的北京之行，他对北京很失望。 德吉央宗和次仁朗杰的婚礼很朴素，不是藏式也不是中式，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饭，就算举行了仪式。央宗说，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都不赞成大操大办。 对于德吉央宗，丈夫加央次旦和婆婆格桑拉姆都很满意。格桑拉姆说，其实早在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之前，她就得到了两人谈恋爱的风声，在街上偷偷地相看过了。 德吉央宗和次仁朗杰，现在和加央次旦与格桑拉姆住在一起。小夫妻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也买了自己的车。他们的女儿也叫做拉姆，在上小学。 德吉卓嘎和丈夫，大部分时间住在旺堆家里，照顾旺堆和妻子杨志华。 现在唯一让旺堆还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女儿琼达。 3个女儿里，琼达也是唯一没在拉萨的。琼达1978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西藏大学，毕业后分到山南地区的桑日中学做老师。 在央宗和卓嘎眼中，琼达性子古怪。琼达从小身体不太好，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和人交流，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剧。 与两个姐姐相比，琼达不爱打扮。卓嘎记得，琼达去山南之前，卓嘎的朋友来家里找她玩，琼达去开门，朋友们以为琼达是旺堆家的保姆。 卓嘎拿了一张照片给记者看，照片是三姐妹一起站在布达拉宫前拍摄的。央宗穿着黑色的羽绒服、蓝色的牛仔裤，系了一条鲜亮的大红羊毛围巾；卓嘎穿着红色的呢子风衣；小妹琼达穿着样式非常老气的藏青色长羽绒服和藏青色的裤子，把自己埋在一片暗色里。 1978年出生的琼达，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姐姐、姐夫们给她介绍男友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琼达的回答跟几十年前的旺堆说的一样：一个人过挺好。 琼达的汉语是3个姐妹里讲得最好的，藏语却是3个姐妹里讲得最差的。 央宗和卓嘎形容，和妹妹说话，要藏语和汉语混杂着说。 央宗记得，自己小时候不是这样，三年级还在学汉语拼音，四年级还在学一些最简单的汉字。一直到她在八角街小学任教时，小学教材还是自治区统编的教材，没有和全国教材同步。 2000年后，央宗调到了城关二小。她记得，似乎就在她工作调动前后，小学教材变成了和内地同步的全国统编教材，相应地，学校里外地打工人员的子女也多了。 央宗的女儿拉姆，现在要同时上3门语文课：藏语文、汉语文，还有英文。央宗开玩笑说，真不知道将来跟她说话会不会藏语、汉语和英语混杂着说。 卓嘎的儿子今年已经14岁了，他喜欢看日本卡通片，喜欢打游戏，打起游戏来可以一天不吃饭，不和家人说话。卓嘎对他的期望是，高中毕业以后能够到内地上大学。至于要不要去国外留学，看他个人的意愿。 这几年，拉萨的家庭流行度假，去海南，或者去成都。央宗和卓嘎也计划着什么时候和丈夫一起出去度个假。旺堆和老伴儿不喜欢旅游，觉得待在拉萨挺好，除非到内地去看病；加央次旦也不喜欢，可格桑拉姆喜欢，她喜欢到内地去看病，她的一口牙就是在成都的牙科医院做的。 央宗和卓嘎曾经希望妹妹琼达能调回拉萨，这个建议被琼达拒绝了。琼达说，在县里挺好。离开拉萨之前，记者给琼达打电话，希望能到山南去看望她，她在电话里回应：“你们来了，我就走了。” “她就是这个脾气。”央宗和卓嘎对这个回答一点不意外。从小，一起逛街买衣服的，都是卓嘎和央宗，琼达从来不参加。因为不逛街，不买化妆品，琼达是三姐妹里最能攒钱的，她自己已经把一套房子的钱都付完了。卓嘎和央宗现在还经常一起逛街买衣服，她们现在喜欢逛的，是青年路、北京西路上的一些特色服装店。不去拉萨百货，因为觉得那里的东西太贵，不值；也不去八角街，因为在本地人看来，那里的东西都是卖给旅游者的。 卓嘎说，在她小时候，倒是经常去八角街买东西的，那时那里有许多卖印度货物的小店，衣服啊，首饰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去，八角街上就都是来旅游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