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逃跑
童年时跟着母亲、继父连夜逃跑，给扎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扎西几岁，他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我应该是1932年出生的。民主改革前，我没文化，西藏的农奴都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连属相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自己属猴，参加革命后，汉族同志根据我的属相帮我推算出我是1932年出生的。”具体是几月几日，他就说不上了。“我的文化低，搞不明白日期什么的问题，连3个女儿哪年哪月生的也记不清。”他也不知道母亲和继父去世的准确时间，“1962年我回到拉萨，继父已经去世了，大概在民主改革前去世的”。 扎西出生在山南的贡嘎县昌果乡，生下来就是农奴。“我是领主家的财产，每个农奴都有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寺庙的喇嘛。”扎西是遗腹子，母亲后来再婚，和继父给他生了个弟弟。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贵族子女的婚姻很严格的，农奴的婚姻反倒相对自由。一座山里挨着很多庄园，分属不同主人，劳动的时候农奴们来来去去认识了，相好了，就结婚。“主人不管你跟谁结婚，反正你生的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长大后是我的劳动力。”农奴生下男孩归男主人，生了女孩归女主人。 扎西家世代是给次角林寺服劳役的差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郑堆出生于西藏江孜，长期研究西藏农民生活，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分为三类：差巴、堆穷、朗生。”朗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即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是农奴中最悲惨的阶层。堆穷指“小户人家”，靠租种领主、大差巴户的小块土地为生，或者有一技之长，靠专门技术，他们要向原来的领主交纳人头税。堆穷绝大多数没有牲畜和农具，份地也少，可以说基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差巴的地位在农奴中最高，一般要列在庄园名册中，有资格参加庄园会议。差巴人口总数最多，占旧西藏人口的50%以上，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差乌拉和高利贷的主要负担者。 同是差巴，境况也大不相同。郑堆介绍说，西藏有三大领主，分为地方当局、寺庙、贵族。农区的领主们把耕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自营地由领主经营，份地交给农奴（主要是差巴）经营。有的大差巴好比《红楼梦》中贾府的奴才赖尚荣，深得主人宠幸，地分得多，地好，牲口多，个人经营有方，经济状况很富裕，生产规模比较大。有的差巴户甚至经营几个庄园，家里养着朗生，雇有长工。但这种差巴大约只占10%，70%则属于下等差巴，勉强度日，一旦破产就沦为堆穷或朗生。 差巴从领主那里领取份地，除了交纳实物和货币，还要向领主提供乌拉（无偿劳役），为领主一年四季耕种自营地。旺堆对我回忆：“次角林寺是很小的寺庙，我们所属的庄园也不大，只有一个领主和一个秘书。民主改革后，寺庙里的喇嘛还俗的、逃跑的、参办的，早空了。”庄园只有8户差巴，每户根据份地大小，派数量不等的人去庄园里种地、牧马、放牛、打柴。“共有16个劳役，他们的吃食穿衣，领主是不管的；谁家派出干活的人，谁家就负责他的吃穿。” 扎西的父母属于次角林寺庄园的下等差巴，按照民主改革时的阶级成分标准来划分，“他们应该属于贫苦农奴”。他们得到的份地很少，只派一个劳役出乌拉。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他母亲一年忙到头，织布、纺羊毛、纳鞋，继父是种地的好把式，什么都会，很能干，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渐渐陷入困顿。每年家里都要借高利贷，借5斗青稞，秋收后就要还6斗，“很厉害”，欠的债越来越多。 如此艰辛地生存，宗教信仰是无暇顾及的。旺堆告诉我：“我不记得父母信佛教，没见过他们拜佛。他们没有自由，不可能离开庄园去寺庙烧香、转经，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朝拜菩萨。他们没文化，自己看不了经书。我们住的山区里也没有喇嘛和寺庙，偶尔有游僧喇嘛来一下，有时是要饭的，有的是别人请来祛鬼的，没人给他们传授佛法，怎么可能信教？” 终于，遇上灾年，借的高利贷再也还不清，“没办法，只好逃跑，家就散了”。那年扎西多大，记不清了，估计四五岁。他只记得继父背着弟弟，母亲牵着他，趁着黑夜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也不能老躲着，没吃的，夜里又从贡嘎县跑到了泽当。在泽当他们向别人借了一间炒青稞的房子，只半边有房梁、墙壁，安顿在里面。母亲会织氆氇，继父会揉皮子，白天他们出去打零工，工钱是糌粑，晚上带回来给扎西和弟弟吃。快过年了，家里没吃的，继父想到了去捡吃的。按藏族人的传统，藏历12月29日那天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到十字路口，这样就把一年的灾难都扔了出去，相当于祛鬼。这一天十字路口会放着油炸品、煮豌豆等食物。靠着这些食品，一家人打发了一个新年。 两年后，贡嘎县老家母亲的一房亲戚给扎西母亲的领主交清了税，让他们回到家乡。这户亲戚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划为农奴主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富裕农奴”，生活比较好，母亲带着扎西就依附于他家。亲戚替母亲交了人头税，她不用去庄园里干活，留在亲戚家烧火、打水、挤奶，扎西伺候他家的小孩，继父则带着弟弟住在别处，他们沦为堆穷。郑堆告诉我：“差巴的破产逃亡，成为堆穷的主要来源，因而堆穷大多是外来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差巴们不堪忍受经济和人生的双重剥削，而采取逃亡他乡以获得人生相对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次逃跑 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岁，应该满过10岁，庄园里传出话来，扎西该去当差了。他被分到一个很穷的差巴家里干活，食品常常送不上来，得到的供给只有糌粑、茶，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就两种，萝卜、白菜。在庄园里干活，必须住在庄园里，不能回家。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主人分配，看粮仓的、喂马的可以睡在仓库、牲口棚里，别的农奴随便找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睡。 活，从年初干到年底不得闲。先是积肥，送肥要背。“地很大，要背的肥很多；背完了肥，开始翻地，种地；后面的种完，前面的苗长起来了，又开始除草。一个夏天要锄三遍草，天天待在地里。秋天，天不亮就去割麦子，不然割不完。割下来背到打麦场，一直到最冷的10月份才能打完麦子。冬天上山砍柴，准备好夏天要烧的柴火——夏天地里有好多活，没时间砍柴。剩下的时间还要积肥。”旺堆用手帕擤擤鼻子说。 在庄园里当差大约三四年，估摸是扎西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我在山上沟里干活，母亲住在山下，接到消息，走了半天时间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那么远。”母亲去世了，没依没靠了，吃不饱，身体累到极限，扎西有了别的想法：另找个干活的地方吧。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敞开肚子吃饭；如果吃不饱，活路轻一点也行。逃跑的念头于是在他心里存下了。不久，庄园里两个比他大的农奴，“20多岁的男孩”，跑了。庄园派人去抓他们，没能抓回来。半年后，有人在拉萨见到了他们。扎西偷偷问，主人为什么没能把他们抓回来呢？年纪大的农奴告诉他，他们去甘丹寺当了喇嘛。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被誉为拉萨三大寺，极有权势，大领主不敢和他们作对，小寺庙次角林寺根本斗不过他们，自然不敢去抓。“我听了就想，当喇嘛也是个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