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付小明 有关富人的故事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媒体的视线，有关中国富豪们为富不仁、贪图奢华生活的消息同样时时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于是，人们对待富人的态度不仅成为衡量这个社会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否公平的标尺之一，而且明显地折射出生活于其间的公民的文明程度。而“仇富心理”正是“对待富人态度”的关键词。 仇富的土壤 中国虽早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社会情绪，但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劣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仇富心理”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无论是西方制度还是东方社会，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处在发展中阶段，都有的一种必然心态。 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如果富人拥有财富的途径是付出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而取得的，人们不会说三道四，议论纷纷。但是一旦自己替对方寻找的富裕因由不能很令自己信服，或者认为对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过低廉，心中的不公平感就会上升为仇视，“仇富”心理就产生了。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富人付出的成本比较昂贵，普通人必须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才能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因此社会给予这些富翁们的是无尽的羡慕、慷慨的掌声和欢呼。内心里，他们把这些人作为成功的榜样，希望努力学习并超越他们。羡慕变成了动力，这样就很难对富豪形成敌对情绪。 而中国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十年“文革”结束的几十年里，整个社会奉行的是对富人的仇恨，穷人希望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共同富裕”。“越穷越革命”成了那个时代最有权威的标签，富人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 那个年代，财富不再是智慧与能力的象征，而成为剥削与压迫的铁证。政治上的原因，造成了民众的心理错觉，形成广泛的意识形态。心理的问题烙印于文化理念之中，心理不平衡最终导致了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全面不平衡。 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中先富起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利用政策漏洞，或者通过特权，使自己的“第一桶金”来的都不怎么光彩，虽然成就了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长久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西方人在富起来之后往往会通过“乐善好施”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希望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主流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 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会用财富来界定自己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博爱”却对他们没有任何启发。他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和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他们使用的手段和在社会上的各种表现，往往演变成要么炫耀财富，如出手阔绰、挥金如土，“摆阔”“斗富”，开名车、住豪宅；要么生活腐化，“包二奶”，吃“人体宴”，要么就是自我膨胀，凌驾于法律之上，如偷税漏税，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不一而足。 富人的形象误区 在许多生活清苦的普通百姓看来，这些富人，尤其是像山西煤老板这样的富豪，他们为积累财富而付出的成本异常的低廉甚至与残酷的剥削密切相联，他们的发家史，往往与“暴富”联系在一起，是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极端不平衡、公平机制极端不健全下的特殊产物。 与此同时，与这些富人的暴富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部分人由于社会公平机制不健全而变得日益穷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同时，富人们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导致社会的“仇富心理”越来越加剧，积累到某种程度后，这种“仇富心理”还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矛盾。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业已跨越0.4，达到0.46，超过国际警戒线。可以看出无论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还是从广大百姓的切身感受和现实情况分析，我国贫富分化都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在某种条件下，这种贫富差距将成为仇富的土壤。 社会“仇富”心理最为原始的结果之一，就是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培育更多的不仇富的理由。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不“仇”比尔·盖茨，相反还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来学习？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发家，靠的不是投机倒把，不是偷税漏税，不是坑蒙拐骗；他不靠父母钱财，不靠贪官污吏，不靠偷工减料，不靠非法经营，而是通过努力，靠实力，靠拼搏，靠钻研，靠坚定不移，靠白手起家，靠宽厚仁义，靠人格的魅力，创造了一部个人发迹的“神话”。 而且，他富甲天下却从不沾沾自喜，骄奢淫逸。生活上一如既往，事业上努力向前。他大力支持美国教育、科研、慈善机构，建立慈善基金会，捐赠数额达百亿美元以上。
而想想中国的一些富豪，没钱时，风餐露宿，横肉睡街头，暴发后，洋车洋房，桑拿二奶……让社会如何平衡？ 公平、反腐是良药 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仇富”心理，首要的是富人要改变。富人因为有钱，所以往往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的言行、操守乃至一举一动，往往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样的缺点和问题，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无足轻重，但发生在富豪身上却会引起社会反响。所以，要改变社会对富豪的不良看法，富人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形象，要谨言慎行，多做好事，切莫相反，一毛不拔，绯闻甚至丑闻不断。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从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上，有效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遏制住目前这种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的局面。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指出，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如果政府对此加以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正确地加以解决，则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持稳定；如果重视不够，疏忽大意，矛盾得不到正确解决，就有可能由经济利益矛盾发展为政治冲突，会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媒体和学术界的力量，引导舆论走向。通过表彰先进人物的事迹，带动整个富裕阶层形成并崇尚“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良好风气，彻底改变老百姓对整体阶层的看法；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的教育，加大对贪官的惩治力度，通过税收调节等“社会再分配”手段缩小贫困差距，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第三方力量”，回馈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减少社会矛盾。 只有这样——让“仇腐”成为社会文化，让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变成过街老鼠，让富裕阶层“心安理得”，让贫困的人们“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可以成为可能。 （作者系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企业事务部高级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