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有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但是知识界并非风平浪静，而是依旧暗流涌动、存在争论。其中围绕私营经济的大争论尤为引人瞩目。在此次大争论中，马立诚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以回应、批判“万言书”脱颖而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私营经济史专著。此书观点鲜明地力挺私营经济，指出私营经济“不是祸水，而是活水”。 在此书中，马立诚详尽描述了1949—2005这56年中国私营经济起伏跌宕的兴衰发展史，既揭露了早期左倾势力对私营经济的排挤，也回答了现实生活中私营经济面临的种种责难。马立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取得的重大突破进行了全面阐释，展现出了一幅客观、全面的私营经济发展图景。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把私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记录了我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和态度的转折，展现了围绕私营经济的理论的演变与突破，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马立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私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私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创造了大量产值和大量就业，更重要的是，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合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点评： 这本书的结论是，目前的私营经济还具有体制转轨时期的许多历史痕迹，要克服缺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们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改革各种体制和政策，使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更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 6.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持续了上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深刻地意识到学术理论尤其是西方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经济现象、问题之间的关联。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关怀，西方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径。因此，一大批西方著作被翻译，一大批西方学者为人们所熟悉。其中，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引人注目。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从独特文化视角出发，带领人们踏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在韦伯看来，追逐利益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本质，而是所有人都有的欲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运用了和平的、节制的、理性化的手段追逐利益的方式。通过此书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勤奋、诚实、敬业等表象之后隐藏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方式或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成为了领导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特殊力量。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力量对社会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点评： 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特殊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界人士，重新认识以塑造人的惯习为核心的伦理理性化，认真反思文化精神对于经济、企业的影响，真正把握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7.费孝通：《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于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被国际学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此书以1936年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学名：江村）为个案，以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的生产过程为两条主线，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全面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农村的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农村的经济体系与社区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 “三农”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早在70年前，费孝通就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部分中，对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总结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针对这一判断，费孝通提出了解决办法:“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70年后，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民现状依旧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此书的学术生命力。 点评： 如果我们在《江村经济》中体会到前人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也能对我们探索当下的农村现代化、发展乡镇企业、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有所裨益。 8.吴敬琏：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作为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史中，扮演过并依然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国内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吴敬琏的著述较多，但是《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此书系吴敬琏与其学生刘吉瑞合著）在其著作体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更在于此书当年在冒着政治风险、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况下由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并前瞻性地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一观点。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深入研究了“应当以什么样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即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显然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此书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已逐渐有了初步的眉目。”吴敬琏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即有宏观调节的“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把经济改革要建立的新体制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可能更明确。”吴敬琏还在此书中反复强调：“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它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两个提法是一致的。我要强调的是，从所有制或财产关系的角度看，新体制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或混合所有制。它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模式，又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点评： 在1991年姓“资”还是姓“社”争论的大浪潮中，吴敬琏能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体制、制度层面上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方，是具有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此书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9.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主张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让万能的自由市场主导经济。他的改革思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大行其道，其企业理论及有关产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而《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是其企业理论的代表作，书中对企业信誉与产权制度和政府管制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 《产权、政府与信誉》主要阐述了产权、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市场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张维迎认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信誉，企业经理人更多追求的是短期利益，而非企业的长期发展；这种短期行为扎根于中国的产权制度和政府管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很多看似道德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产权制度上找到答案。于是，他指出：“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业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靠政府管制来建立市场秩序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常常事与愿违。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是由预期支配的，过多的政府管制搅乱了人们的预期，人们自然就只能搞“一锤子买卖”了。 点评： 张维迎用其精英主义的眼光，俯视着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问题，引发了全社会对于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但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张维迎“极右”改革思路带来的代价——社会不公平、不合法改制、工资欠付等问题，对他提出了很多批评。 10.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作为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张五常身上被打上了深深的芝加哥学派的烙印——学术严谨、崇尚自由却恪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张五常所著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被其自称为“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在这篇“学术生涯终结”的文章中，张五常的对话者只有一个人——他的师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高斯先生。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张五常放弃多年惯用的产权分析理论，转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探析约束竞争的费用。文章中，张五常从合约的一般概念着手，以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及其思想的冲击为切入点，论述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演进，进而阐述了中国地区经济尤其是县际之间的竞争，并对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进行了分析。此文结构紧凑，逻辑严密，从理论高度把中国的经济制度用一连串的承包合约──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就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整合起来。这一理论，让人眼前一亮，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演绎得完满无暇，充满了学术想象力。 点评： 此文一方面完满地展现了改革的恢弘篇章，另一方面又恰当地用芝加哥人特有的学术语言解读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作者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社会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