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部法律 ●10篇著作 ●10位企业家 《宪法》 ——1954年9月颁布施行首部 《中外合资法》 ——1979年7月施行 《企业破产法》 ——1988年11月试行 《公司法》 ——1994年7月施行 《对外贸易法》 ——1994年7月施行 《证券法》 ——1999年7月施行 《个人独资企业法》——2000年1月施行 《非公36条》 ——2005年2月施行 《物权法》 ——2007年10月施行 《反垄断法》 ——2008年8月施行 马克思：《资本论》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邓小平：《邓小平南巡讲话》
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费孝通：《江村经济》 吴敬琏：《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荣毅仁 李嘉诚 年广久 牟其中 张瑞敏 柳传志 吴仁宝 鲁冠球 任正非 马 云 在共和国经历迥然不同的两个30年之后，我们从中找到了对中国企业影响最大的10部法规、10篇著作和10位企业家。那么，影响下一个30年的又将是什么？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距离共和国的60华诞还有数月时间，火急火燎的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举行庆祝显然不是推出本期“封面故事”的初衷。中国企业在经历了迥然不同的两个30年之后，2009年将注定成为下一个30年的开端——不只是延续了30年飞速增长的财富故事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一大批竞争力薄弱的中小企业也伴随着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在这一年最先遭受冲击，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2009年产生的所有危机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我们所处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并且与前两个30年的关节点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变化，迎接中国企业的将是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在一个到处充满恐慌的衰退年份，灵巧性、创造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历来被看作企业家最宝贵的品质，只有与时俱进的应变智慧才可能为中国企业在下一个30年赢得优势。 每一个年头都会有值得铭记的事件，单纯的谈论这个年头的标志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但2009年对中国企业而言的确显得异乎寻常，它意味着变革，也意味着选择走向何方。从1949年到1979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在共和国这头一个30年中，不只是一切企业和财产都归全民所有，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环节都施行着当时世界上最严格的管制——没有市场，没有消费，只有生产和分配，因此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至多属于依附在政府权力下面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生产车间，而企业家的概念在那个年代仍然闻所未闻。 1979年对新中国企业成长史来说无疑是一道分水岭，由其开启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与此前的30年天差地别，也使它此后的30年创造并记录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黄金年代，也即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时代。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缔造了数以万计的加工出口企业，而源源不断的巨额政府支出则催生了一大批基础企业并使其茁壮成长。 然而，到2009年，这一切都变了。这场由美国开始蔓延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其冷酷的方式表明，在过去30年里已经形成的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危机的日益加深，整个欧美开始萎靡不振——西方没有了需求，中国所有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可能奏效。在已然走来的下一个30年中，中国企业的出路由此不言而喻，完全有赖于增长方式的转型：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增长的时代到主要由国内消费拉动增长的时代。正如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郑永年所坚信的：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侯，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相对于举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完成这一转变是艰巨得多的任务。从出口拉动的工业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的服务型经济，同时保证经济在过渡期内又不过分减速，谈何容易？转型的目标虽然已经确立——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但中国至今仍然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不只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机制弱不禁风，在一个消费社会敢于担当的企业文明也同样是一片空白。 那些富于雄心的中国公司能否成功转型、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成长为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企业？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30年实在太短。然而，中国企业在未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迅速适应向一个消费社会的转型，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法制完善、理论创新和一个自下而上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我们不遗余力的回顾头两个30年中——对中国企业影响最大的10部法律、10篇著作和10位企业家，正是为了寻找有可能影响下一个30年的新生力量。那些来自历史和现实深处的穿越60年的力量，对当时还处于襁褓当中的新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发挥了积极和关键性的作用，也将在未来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一个转型时代，需要代表转型的影响力来重塑中国企业，而这一轮的成功转型必定让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关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