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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漂的扶贫款
距离北京120多公里的河北易县，只在1994年争取到了一次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号，时任副县长耿元成告诉本刊记者，“那一年的各项政策都要优惠得多”。只是这种级别评定有太多微妙因素，1994年也成为易县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其余时间它都是省级贫困县。 耿元成从1989年至1998年间任副县长，扶贫一直是困惑他的难题。在他记忆里，“易县每年都能从国家获得上千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贴息贷款的申请通常都是“县里先找到扶贫项目，然后逐层上报到市里和省里，等一层层批下来，才能拿到钱”，因为“那时候政府的扶贫思路，是扶植龙头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农户致富”。可耿元成很快就发现，这种模式在易县并不成功。上世纪90年代正赶上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县里扶植的那些龙头企业并不具备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大笔的扶贫款贷出去，结果反而是，“企业破产，农户受损，资金泡汤”。 “最典型的就是1991、1992年的养兔子。”72岁的耿元成至今仍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县里贷款扶植的龙头企业都是收购兔子做分类加工的”，构想看起来很美好，农户养殖、企业收购，共同获利，“可等到村民们花费了大量成本真的把兔子养起来，市场风向变了，兔肉价格下跌，结果农户的兔子没人要了，企业也宣布破产”。易县的许多农户都在这股养兔风里受损，真正赚到钱的反而是那些“趁着养兔热高价炒卖兔种的人”。可后来的扶贫款又陆续投向“小尾寒羊”等不同的项目，结果“并不比养兔子好多少”。 至少从政策层面，易县的领导班子也找不到新的指引，“上面会压任务下来，让县里扶植新的龙头企业”。时任易县民政局扶贫办副主任周学仁记得，当时河北省提出的口号是“四个一”：“一家一亩水浇田，一头大牲口，一亩果园，解决一个劳动力。”建立民政经济实体，“用能人建企业，解决贫困户进厂务工”成为一种风潮。单单是易县民政局就成立了四五个企业，“工艺柳编厂、纸箱厂、印刷厂、鞋厂等等”，可这些企业“在两年之内就垮掉了”，就算有企业撑了下来，“解决劳动力”的想法“也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农村来的人实际上还是会受排挤”。在这一轮轮的调整和尝试中，农户们的境遇雪上加霜，打了水漂的扶贫贷款也没办法收回。耿元成记得，为了收回贷款，农业银行在易县采取过一次强硬举措，将部分扶贫贴息款从上级财政中直接扣除，“结果易县的日子变得更难过”。 耿元成和周学仁身处其中的感叹，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的研究一致。作为扶贫领域的研究专家，杜晓山将扶贫面临的难题总结为三个方面：“贷款贷到穷人难，扶贫贷款的回收难，运作贷款的机构自立或者可持续发展难。”他在研究中发现，国家贴息扶贫贷款始终伴随着权力寻租，“大量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贷款，很难到达穷人的手里”，“要不然是被挪用的、截流的，要不然是被富人、有权势的人拿走了”。贷款给项目和企业能人的扶贫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伴生问题，“或者是项目有问题，或者是企业有意造假，农户并不能得到实惠”，实际上“帮助的还是富人”。而且“扶贫贷款成了唐僧肉，谁看见都想咬一口”，“贴息贷款不管钱到了谁手里，最终还贷率都很低很低，根本收不回来”。不仅如此，“放贷款的机构、人，或者是银行，都有理由说因为这是给穷人的，因此要国家给补贴才能生存”。
扶贫因此也成为一种悖论，一边是国家政策层面良好的意愿和每年大笔下拨的扶贫款项，一边是贫穷农户依旧贫困的现实。如何寻找一种可行的路径，搭建起一个能让扶贫款项直接“从中央到农户”的有效操作平台，无论是对杜晓山这样的研究者还是对耿元成这样的实践者来说，都是最迫切的现实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