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姜龙飞 上一期《新民周刊》的报道《第二层城市从外滩起步》，从外滩通道切入话题，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交通的现代化概念，足以引起有关方面在中国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程中的种种思考。其实，自外滩开始形成之时，关于城市交通与中心的课题，就摆在管理者面前。当然，在检索历史档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忍受一下记忆的创痛，因为，重新发现的史料，会使我们获得面对未来的智慧与力量。或者我们要说，毕竟，这座城市是中国人用一块块砖砌成的。 去年，“亚洲第一弯”被大张旗鼓地拆除，标志着城市新的交通网络开始形成，但无论人们如何怀旧或叹息，外滩的地域定位及时空走向，仍然坚如磐石。因为从城市坐标上看，外滩之“根”早在140年前就已被种下。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外滩身份的精准定位，来自一个几乎被上海人彻底遗忘的美国人。他凭一己之睿智，发乎本能地对外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堪称永恒的历史选题。据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记载，他叫爱德华·金能亨。 故事的发生，距今已相当遥远——
一封信决定了外滩的功能与定位 在担任了近两年（1868年3月－1869年12月）的工部局总董之后，金能亨依然保留着以总董的眼光审视市政布局的习惯。他没有想到，他原来的副总董亚当士，在继他之后担任代理总董不久，就一改原先的布局，打算顺应“一些可能会得到好处的人”的舆论，对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黄浦花园（今北京东路黄浦公园）的黄浦江西岸，进行某些必要的“手术”，将“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 金能亨对这样的决策深感忧虑，尽管这曾是1843年英国佬一眼相中这片荒芜之地作为租赁点的基本理由。而码头，也的确可以创造立竿见影的GDP。 金能亨退出总董一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在1869年12月2日他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上，他的辞呈得到了全体董事“非常遗憾”的接纳，并“代表工部局，对他在担任工部局总董期间所表现出的才能和工作热忱表示深切的感谢”。然 而，当金能亨刚刚告别那些“能在愉快的气氛中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转身踏上前往日本考察的航程时，身后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就开始修正还散发着他体温余热的既定方针了。 1869年12月30日，远在日本横滨的金能亨忧思重重，辗转难眠，许多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干脆披衣而起，走到桌前，摊开了信笺。 这是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占满了A4幅面的整整4页信笺，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汉译件也足有两千余字——工部局总董F.亚当士先生亲爱的先生： 我想对公众利益所在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那就是利用洋泾浜至黄浦花园这一段堤岸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对这一）明显的变化……当别人均闭口不言（时），我便不揣冒昧提出我自己相反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外滩是上海唯一的风景点。由于那些业主在使用他们的产权时贪婪成性，将房子建造至沿街，连一寸土地空隙都不留，这样，外滩的腹地便变成了糟糕的地方。外滩是居民在黄昏漫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亦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外滩将变得更加美丽。外滩很可能在某一天能挽回上海是东方最没有吸引力地方的臭名声。 我确信，没有人会为失去外滩而不深感遗憾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即将失去，那么拟议中的计划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于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它们的所在总是商业人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它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 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沿可以开放作娱乐和卫生之用，尤其是在它两岸有广阔的郊区，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 这是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唯一一件事情，并且照我的看法这是具有普遍利益和重要性的一件事，因此所有居民都应团结一心来保持住外滩…… 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 当金能亨喷溅的思绪终于休止于最后一个字符，兴犹未尽地起身走到窗前时，他发现，横滨正在撤去夜幕的帘帷，樯桅林立的港区上空已露出了蛋青色的晨晕…… 一个殖民者，能够在130多年前，以这样的情怀来对待外滩，假如撇开所有的背景与前提条件，他的这份善意，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打动每一个上海人。 但是，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金能亨的角色定位，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上海人乃至中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仅仅几年前，这位美国驻沪副领事，还是企图摆脱清王朝辖治的、独立的“上海自由市”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他也是最早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引入上海，并且藉此快速致富的旗昌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是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工部局多年的董事和总董。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经他筛选和复制的、重新格式化了的上海。这个上海应当被纳入他的“全球化”原则，以他所认同的文明为普世文明，以他所追求价值为终极价值。出于这样一种身份本位，他眼中的外滩和东方美丽家园意识，和我们的，除了地域空间同一，恐怕没有更多的同一性可言；和一个作为民族概念的中国、上海，也不处于同一的世界维度。尽管他人在上海，借外滩说事；尽管他的立场客观而睿智地维护了外滩和上海的长远利益。 存在于金能亨心目中的，是一个与中国背景相脱离的“无根”的外滩。 然而，除非地壳运动、天坼地陷，地域、空间和人类的生命相比，绝对是超稳定的。 公正地说，如果不是担着殖民者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身份，上海人似乎真应当为金能亨树碑，送他一个尊者的头衔——外滩之父。 金能亨虽已卸任工部局总董，但作为商业寡头和政界权贵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巨大的。他反对在外滩建设尘土飞扬的港口区，反对把外滩变成利物浦和纽约的货运堆栈，反对外滩重返开埠之初的低级形态；赞成外滩美丽、人文、和谐，赞成交易所、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等第三产业来这里落户，成为凝聚力巨大的金融与商业中枢。他的这些观点和这封长信，显然对工部局的决策产生了震动，具有校正航向之功。也极其超前地，为外滩作出了功能定位。 在金能亨的推动下，外滩在1870年以后迅速改变面貌，其簇新的身姿开始出现在摄影作品和油画画面上，它的悠闲身影——包括建筑、绿化与雕塑等人文因素，让人产生许多关于故乡的遐想，成为历史的不灭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外滩逐渐变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地标，变为了上海首选的景观标志，变成了上海的象征。 在外滩还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陋习 1886年，工部局董事会继外滩建设方向的决定作出之后，再一次欣然决定：将外滩南起海关行李房，北到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的草地，作为一项礼物献给公众，献给乐于在这块上海最美丽的地方散步和消遣的人们，而不仅仅是西方侨民。工部局同时发出警示：严格禁止任何破坏草地或滩地的行为。 草坪和滩地上还安放了若干座椅。 这是自金能亨以后，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的努力，才总算议定的一个决议。工部局的顾虑在于，一旦向公众开放草坪后，一些“粗俗”华人也在其中自由出入该怎么办？他们将会给草坪、给外滩带来破坏。 这就和如今的欧美，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纷纷竖立中文的“禁止随地吐痰”的警示标志类似，缺少公德的民族习俗早在100多年前就引起了洋人的警觉，并且至今未见多大长进。 然而，你在中国的土地上，哪怕是租界，却要拒绝主人的进入，显然是行不通的。 1889年7月，工部局指示巡捕房督察长：“可以允许服饰高雅的华人使用沿外滩滩地的草坪和座椅。” 然而，这个指示的执行效果很差，哪怕是“体面”的华人，在外滩散步时遭巡捕驱逐的情况也频频发生。 面对“体面”华人的投诉，1890年7月，工部局再次重申了“衣着体面整洁，行为端正”的华人进入准则。相信本次重申的参照坐标，肯定是溽暑之下满大街随处可见的赤膊汉和短裤女。 所谓“体面整洁”，界定起来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结果，每到黄昏，外滩的座椅一时间几乎全被当时的“饭店服务员、工人、马夫”所占据。习习江风的吹拂，无疑是他们炎炎夏日的极大享受。西侨博易为此致函工部局，询问可否自带椅子去外滩，“因为所有的座椅在凉爽的傍晚已被华人劳动阶级独占”。 工部局回答：不同意。如果大家都自带椅子，就会布满草地，“从而就不能作为一个散步的场所了”。 面对一个数量可观的华人下层群体，工部局束手无策。他们的公共绿地公共空间，其实早就形成了一种选择性默契，那就是针对中产以上的“公众”。显然，这样的“定位”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应当承认，当年，工部局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确曾有过多次讨论，也设想过多种解决对策，如华洋分椅：既保障侨民的座椅权，又避免和华人、包括体面华人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冲突极有可能上升为民族冲突，等等。但无一可行。 1898年7月，工部局决定，向开放式的外滩成倍投放座椅，以改善目前状况。这也是他们认为“唯一可选”的权宜之计。 行文至此，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写作者，我的最大困惑在于：曾经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标志的外滩，在赢得民族自立之后依然被推为今日上海之骄傲，这在全世界恐怕也鲜有成例可循，它使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变得有些身份可疑……而此事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吧，今天，上海有足够的自信面对这份档案，哪怕它已经泛黄了。而且我们也正在努力改变它——至今还可以看到的一百多年前的种种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