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他们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分别。一家四口只有六分地，曹大和和妻子不得不经常外出。之前曹在福建打工，妻子也跟着去做饭。 在家中排行老二的曹大和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他甚至认不全汽车上写着的地名，要和人一同外出才不至于坐错车。三兄弟中学历最高的幺弟曹大军也未能读完初中。 家里共有300多块钱，都给曹大和做了路费。但事情很快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曹到广州的工地上才一天，嘴里胡乱念叨儿子、妈妈，甚至一个人跑上了高速公路。熊不觉得丈夫有病，只是觉得他太想家了：实在不行就回来吧。 她没料到这是一趟死亡之旅。 家族里好不容易凑了两千多块钱，找了些“见过世面”的亲属陪熊去来宾，他们很想显得强势一点的。 三天后，六个家属才赶到来宾。铁路方面对成准强的态度随即大转弯，他从住的地方被赶了出来。他们告诉熊堂莲：这人又不是你们老乡，没存好心。 熊相信成准强，她从老乡口里知道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不过她只敢和成准强暗地里接触，“铁路方面的人说，有成先生在，他们就不跟我们谈”。 家属到达以后去看遗体，三四个小时后还没回来，成准强预感到事情不妙。他跑到铁道宾馆，大堂里坐了两个警察。楼上已经开始谈了。 无论是在成准强看来，还是曹大和的家属自认为，这些家属都是没有谈判能力的人。铁路方面有十几个代表和他们谈判，无论人数还是气势上都绝对压倒了这些农民，熊堂莲说：他们说那种官话和法律，我们根本就不懂。 慕泽君等人先后和他们多次“座谈”。铁路方面刚开始提出，赔偿的最高标准是4万，再加2万的保险赔偿。 家属认为，曹大和去世时30岁，以无意外活到60岁计，每年挣一万元，应该赔偿30万，加上两个儿女的抚养费和赡养父母的费用，铁路方面应该赔偿70万。 铁路方面提出的赔偿价码由6万上升到11.3万，随后表示，不能再高了。到9月30日，双方僵持不下，家属再回到房间时，被告知已退房。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凑的两千多元已花完，无法续住。 他们打电话给对方谈判的负责人，手机全关了。曹的九个亲属和老乡，以及目击证人成准强，随后去受理报案的来宾车站派出所求助，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向救助站求助。救助站这时已经下班了。 正当他们用仅剩的一点钱吃饭时，贵阳客运段“刘队”出现了，熊堂莲还记得他现身时的第一句话：你们就吃这个菜呀？ 他显然不是来关心民生的。他是来通知，临近国庆，如果家属方面还未作出决定，那只有等10月6日再谈了。 这天晚上，被悲伤压垮的熊堂莲最终和铁路方面达成了12万赔偿的协议，有关方面提取了尸体标本。第二天，曹大和的尸体在来宾火化。 在电话采访中，慕泽君对记者显然并不排斥，刚开始，他客气地表示：有什么你请问。但是提到赔偿的谈判过程，慕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不断改变的口风 按照当地的风俗，家属在火化之前应该为曹大和备上寿衣和鞭炮。熊堂莲说，铁路方面之前答应得很好听——需要什么你们就在殡仪馆拿吧。但是殡仪馆的人却告诉他们，对方事先已经招呼过，什么都不能给。
骨灰盒的钱甚至都没兑现。最后，曹的骨灰是用一块红布包着，装在塑料袋中带回家的。 尸体火化之后，铁路方面告诉家属，12万的赔偿需要到贵阳取。熊堂莲揣测说：他们想甩掉成先生。 “刘队”等三人和曹的家属一起去了贵阳。家属说，当时对方答应到了贵阳后包车把他们送回家。 可是达到目的后，对方又轻易地撕毁了承诺。因为长途大巴不愿意拉携带不祥物品的旅客，曹的家人只好打车将他的骨灰从贵阳送回仁怀，800元的路费是从那12万赔偿里抽的。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刘队”用例行公事的口吻说，这些你去问单位吧。 在成准强看来，铁路方面在这些生死大事细节上的冷酷，才是激起曹家人愤怒的真正原因。“哪怕是虚情假意地鞠个躬道个歉也好，你这样做，怎么能要求别人的谅解？孩子们长大了怎样听这样的故事？” 成准强去了曹大和的家乡，并用镜头在曹的墓前捕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成准强的朋友、北京律师张凯在他的邀请下也开始关注并参与此事。 这一诉讼具体如何操作，还是得取决于尸检结果。10月26日，曹的家属终于拿到了久候的鉴定报告。成准强让家属找个能把报告全文电话里念出来的人——结果没找到。这份报告在11月8日才传给媒体。 因为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曹家也获得了当地派出所的“关照”。熊堂莲说，派出所的人没事也往她家跑，还吩咐说，媒体来采访的话一定要上报。 尸检报告由柳州市明桂司法鉴定中心执行，报告同意曹是由于缺氧而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但是强调“被鉴定人因自身体质差，对缺氧的耐受能力较常人低”。 熊堂莲一再表示：我老公是比较瘦，但是身体不差，平时最怕打针。 这份鉴定书在《询问笔录》部分抛出了一个令成准强吃惊的内容，里面声称，“我们同行三人（曹的老乡）对曹大和进行约束，列车长和工作人员给予协助。”李永昌否认了上述内容。 鉴定书的附注也让张凯律师操心：因本机构条件和设备有限，送检组织保存时间为一个月。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看到鉴定书的时候，仅存的尸体标本也没了。 这个鉴定书让成准强觉得不胜惶恐，因为意见书援引的内容和成的证词完全不同，这样他就涉嫌作伪证了。随后，他在网上贴出《我有被逮捕的可能性》一文，“我为三个民工兄弟忧虑，也为我自己忧虑”。 正义先锋遇困的消息很快得到网友的声援。有网友质疑说，“死因鉴定意见书”顾名思义只需鉴定死因，至于由谁捆绑致死，超出死因鉴定书范畴，属画蛇添足之举，搞不好就弄成袒护某方的“卸责书”了。“约束”这个词更是灼伤了网友的眼睛：这种滴水不漏极具行文措辞标准的字眼，很难想象出现在农民兄弟的口中。 庭审上的激辩 张凯在开庭前透露，为保证公正审理，他曾向有关方面申请铁路法院回避，但未获批准。 法庭上，双方就曹大和死因性质进行了激烈争辩。列车长一方的律师认为，曹大和的死因与列车长黄建成无因果关系，曹的身体状况差是其死亡的“内因”，且其他人也参与了协助列车长进行捆绑，因此不能断定曹大和的死与列车长捆绑有因果关系，列车长不可能预见死亡的结果。 张凯则认为，列车长没有权限对曹大和进行捆绑，这项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由乘警执行，列车长只有行政权，没有司法权，应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罪对列车长从重处罚。 曹大和死后，黄建成没有向其家属表达任何的歉意，张凯在法庭上向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黄建成表示道歉，“这毕竟是一条生命”。 黄建成表示，捆绑是出于公众利益和周围人的安全。他甚至反问法官，下次该如何绑人？ 这种“不忏悔”的态度激怒了张凯。他说：对于一个没有伤害到周围任何人、仅仅是喊叫的农民工，列车长的做法传达了个体权利在公权力面前的全面溃败和萎缩，这向人们说明了这个一个农民工在得病时面临的遭遇。 张凯不知道判决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更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促进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改进，希望有关部门改掉职业冷酷，至少也应该令世人反思一下“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以及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