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汪伟（记者） 2009年中国将有611万大学生毕业，其中的大多数人眼下正在为工作而煎熬。当然，任何时候都有所谓的“幸运儿”存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许多应届毕业生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2008年12月20日，总理温家宝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看望大学生，一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向总理表示了自己对就业的担忧。这引起了总理的共鸣。温家宝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两件事都和就业有关：“其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其二，大学生就业问题。” 北航的校长李未这时插话说，在两三年内，北航准备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毕业学生以研究助理、研究助手的方式继续留校，如果财政部同意，北航考虑以学校经费支付学生的工资，并安排他们加入社会保险。 李未的设想得到了温家宝的赞成。总理表示，“我来负责解决财政部的手续问题。” 中新社的报道说，“同学们中间霎那间响起叫‘好’的喝彩。” 5天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尽企业公民义务，展中航工业风采”为主题到北航招聘。据称，这家集团在原计划招收2009届高校毕业生5830人，现在要增加一倍，拟招收应届毕业生11660人。尽管招聘并不仅限于北航一所大学，但将于2009年毕业的数千名北航学生，就业前景理当远比其他学校乐观。 已经幸运签约的大学毕业生就如同在2008年的股市中赚到钱的人，总体而言是少之又少，不能改变基本面的走势。2009年1月，春运在即，广播电台广播过一条消息，希望学生与学校联系代购车票，尽量早日离校返乡。这条消息反复广播了好几天，但很多工作没有落实的学生仍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尽在那些可能找到工作的场所转悠，因为心急如焚，他们根本顾不上能不能回家过年。 老难题雪上加霜 2008年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张庭，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学了四年农业机械的娇小女孩发誓要把大学专业忘掉，因此从没想过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2008年上半年，她在疲惫和失望中奔波在北京，发现要找到“理想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为了给奥运会让路，北京不再举办大型招聘会，许多大学甚至提前放了假。这一年有不少北京高校的毕业生成了志愿者——在奥运结束之前，他们总算有了个去处。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一天，张庭窝在和男朋友租的房子里看了开幕式。北京的夜空中升起了如梦如幻的“大脚印”，她觉得自己的北京梦也像烟花一样，升起，然后一点点熄灭。 2008年经历了幻灭的大学毕业生远不止张庭一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度《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说，2008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超过1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去年共计有559万大学生毕业，也就是说，其中至少有67万人没有找到工作。这个数字仍在变化当中，蓝皮书指出，到2008年底，当年应届毕业生中的失业人数会上升到100万人。 张庭最后和同样是应届毕业生的男友一起，加入了男友叔叔的公司。男友的叔叔是民营书商——和农业机械一样，这也是一个张庭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行业，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几个月后，她第一次把男友带回老家农村过年，发现自己的求职经历还不是最糟糕的一个。她的妹妹2008年毕业于一所新高职院校，经过半年实习，目前正在失业之中。 她还有两个堂妹和一个堂弟正在上大学。张庭的父母和叔叔们没有主动和她谈起过她的工作，这让张庭觉得惭愧。她闭口不对堂弟堂妹们提起半年来的艰难，决定把找工作的经历像大学专业一样忘掉。 实际上，张庭的遭遇没有什么新鲜可言。2008年11月，即将从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硕士生王婉终于和上海一家区级医院签下了就业协议——这还不是正式的聘用合同——签约的时候，她带着初出茅庐的毕业生特有的焦虑，问了一下如果单方面解除协议需要支付多少赔偿金的问题，医院人事科的工作人员立刻停下手中的笔，警惕而不耐烦地说，如果不诚心来，不如不签，“我这里还有200多份简历在等着呢”。这种毫不客气的直率态度吓到了王婉，也把其他如鲠在喉的问题——待遇、编制、进修机会等等——全部吓回她肚子里去了。
这份协议带来的安全感是无与伦比的。同学仍然陷身于“海投”——这个新名词指的是毕业生无目的、无区别地向一切可能的岗位投去简历——的苦海中时，王婉可以多少带一点闲情逸致，到那些她真正心仪的医院去碰碰运气了。 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大学生就业难已经不再是新话题。令人忧虑的是，经济增长在2009年将不可避免地放缓，新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少，让这个老难题雪上加霜。 温家宝总理对北航的学生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够创造贡献100万个工作机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纷纷调低2009年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中国仍然希望能够保持8%增长率——任务十分艰巨，但如果仅从中国对工作岗位的需求来说，这个数字已经低得让人痛苦。因为除了611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有数百万存量失业毕业生和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视野的农民工（数量要以千万计）也需要就业。即便中国奇迹般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也只能新增800万个工作机会——温总理说“尽最大努力解决九百万”——但仍远远不够。 财政应该救急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殷醒民认为，强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学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明显超过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工人。 因为同样的道理，殷醒民对“扩招”持同情态度。扩招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高居世界第一。殷醒民认为，大量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改善中国劳动力的素质，长远看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但扩招也带来了教学质量下降、学费负担沉重和大学生就业难等棘手问题。因为个人和家庭在教育过程中花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大学生就业问题比其他群体的就业问题更加尖锐——温总理说，“政府必须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摆在首位”——但这并不能改变眼下就业岗位稀缺的现实。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估计，2009年应届大学生中的失业人数可能达到创纪录的200万人。 因为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也因为就业情况越来越糟糕，中国的家长已经不再把上大学看得像从前那么神圣。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把孩子送进大学仍然是第一选择，但这不再是一条可以指望一劳永逸的道路。十年前，即使是在中国东部，县城里有大学学历的人口也不多，但现在，即使是中部，几乎每个乡镇乃至村委会里，都有不少拥有大学学历的工作人员。 就业困难使得那些收入稳定的工作机会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每年都在刷新纪录。2009年中央机关公务员的录取比已经飙升到了78：1。另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是研究生考试。本科学历的普及使得硕士和博士学历成了新的追逐目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可以推迟找工作的时间。 这一点也成了行政机关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之一。教育部和发改委最近宣布，200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按比上年增长5％左右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比上年增长1.7％。 除此之外，1月19日国务院发往各级政府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更多的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思路，其中包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年内组织100万失业毕业生见习等就业援助计划。但对复旦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陆铭来说，和这些计划同样急迫、却没有引起重视的是，要为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份失业救助。 由于学生在校期间不缴纳社保，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也得不到失业保险。对那些靠贷款上学的学生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要面临更大的困境。“短期内财政应该救个急”，陆铭说，针对这部分失业学生的生活补助应该纳入经济刺激计划，当作振兴消费的一个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