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汪伟（记者） 1月21日是腊月二十六，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著名的火车站广场上人流稀稀落落，称得上秩序井然。如果一定要和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关于春运的想象相比较，这里空荡荡的景象让人不免吃惊。这个中部省份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之一，而合肥是连接该省西部和北部的省内交通枢纽（未来还将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只要很少一部分农民工乘坐火车经过这里中转，这座极其平常的火车站，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但严重超出运力的爆满情况并没有出现。 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20日，是2009年春运的第10天，有数据显示，合肥火车站共发送了30771人。这个数字比2008年2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4.5万人，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车站方面预计，21日发送客流人数会达到32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当天经过合肥火车站的客流只有30700人，甚至比前一天还少了71个人。 这些数字与往年的数据基本持平，让人紧张的大规模安徽民工回流现象并没有出现。在外省市务工的安徽籍农民工有1000万之多。如果他们因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丧失工作岗位，并且集中在春运时期返回家乡的话，交通将为之瘫痪——仅仅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幸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建筑小工还有活干吗？ 在合肥一处建筑工地上做杂工的刘文革是最早回家的一批人之一。农历腊月廿日是他父亲落葬的日子。3年前老人去世的时候，当地人称“地仙”的风水先生指示不能落葬，只能将棺木“停”在地面上。入土为安，落葬是件大事，他早早赶到家里筹备这事。他有一个兄弟在福建打工，日子已经通知过去，他希望兄弟也能早一点回来，但是福建打来的电话说，兄弟打工的石材加工厂里正在赶一批出口的单子，最早也要到腊月十九才能到家。 刘文革有点不愉快，但主要不是因为兄弟晚归引起的。2008年他不太顺利。他熟悉的一个包工头到合肥接工程，打电话让他过去上班，结果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包工头被当地人排挤走了。他继续留在工地上班，但工价从每天60元跌到了55元，后来又跌到了50元。他想过离开工地，但是照行规，工钱要到过年的时候才一次性结清。他怕包工头到时候赖账，不敢走，只能硬着头皮做到现在。 拖欠工资的事情这些年已经大大减少。在刘文革村里，每个在外打工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变化。但刘文革曾经被人赖掉了整整半年工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平时在工地上干活，每个月只能从包工头那里领到一点生活费，如果年终包工头从大老板那里结完工人工资，拍拍屁股一跑，实际上谁也没有办法。为了自己的血汗钱，刘文革一旦开始跟一个包工头干活，就必定干满一年；这是他看住包工头的唯一办法，但也正合包工头的心意。刘文革擅长打比方的老婆说，刘文革被他自己的工资绑架了。 像他这样熟练的建筑小工，这些年从不愁没有活干。实际上，从2000年到现在，他的工价从每天25元涨到60元，翻了一倍还要多。扣除通胀的因素，工价的变化说明中国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仍然旺盛。 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轮高速城市化，全国城市化率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了44%。除了那些极尽庞大豪华的公共建筑和商业物业，中国的城市里增加了无数的商品房。这些刘文革看不到的数字导致了他的工价上涨。 虽然房地产业经过2008年上半年的严厉调控，到了下半年，开工面积、在建面积和销售面积都大幅下降，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再次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因为向开发商卖地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房地产业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开始直接出面，提振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为此，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甚至当众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传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房地产业仍将是中国未来几年政府投资的重头戏。 这些年，刘文革辗转在从上海到无锡到合肥的建筑工地上，自己家里也盖起了两层楼房。每年一过正月初八，就有许多相熟的包工头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跟自己做事。刘文革有一条规矩，包工头必须打三次电话邀请，他才会跟人家去。他不懂“三顾茅庐”的典故，只知道这种情况下，工价必定要高一些。 在未来的几年里，刘文革仍将获得来自建筑业的工作机会。他已经42岁了，唯一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未来几年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是“提前返乡”？ 腊月十九（1月14日），刘文革的兄弟赶到家，第二天兄弟二人把先人下葬了，请全村老少吃了一顿豆腐饭。刘文革的兄弟回家坐的是从福州开往合肥西的K322次列车，在火车上得了感冒。村卫生室的医生来吊了好几天水。他带着嗡嗡的鼻音说，福建平武一带的石材加工厂都是做的出口生意，但到他回家的时候为止，出口的单子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并没有裁减员工。这位年近40的农民工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他回家的车票是厂里代买的，有座，车上人倒没有往年那么挤。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不知道报纸上说的提前返乡的事。 生于1978年的雷小明带来了迥然不同的消息。这个年轻人娶了一个湖南姑娘做老婆，现在她一口地道的安徽口音，和雷小明老家的姑娘如出一辙。这让雷很有面子。他们在深圳生的女儿已经４岁了，今年是头一回在老家过年。他鼓捣了一阵子笔记本电脑，因为装的盗版软件没有汉化，他感叹自己英语不好。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为步步高的产品做配套。他比刘文革的兄弟迟两天动身，坐的是从深圳开往泰州的列车。这班车从深圳经赣州进入江西境内，几乎是穿越整个江西省，经南昌和九江进入安徽，最终经合肥往东抵达江苏的泰州。雷小明的同事以湖南和江西人居多，在深圳关外星罗棋布的电子厂里，很多人因为订单减少提前回湖南和江西过年去了。他所在的那家厂能够保全订单，是因为步步高的产品线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他保住了宝贵的工作机会，为此感到很庆幸。 深圳和东莞是最早被怀疑会出现失业潮的地方。2008年10月，香港合俊集团下的两家玩具厂倒闭，老板跑路，7000名员工一夜失业。尽管地方政府一再澄清，东莞的企业倒闭数目并不比往年更多，但因为广东的制造业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面向出口，媒体仍然怀疑这个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地区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失业难题。而整个广东的外来务工人员，据广东省工会2007年提供的数据，有3000万人以上。这也使得广东成了衡量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的一个风向标。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大规模的失业调查可以显示这个对判断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数据。 要30岁的打工仔雷小明说出那些提前回家过年的同行的人数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各地的劳动部门也无法掌握这个随时变动的数字。缺乏数据，尤其是经过公认的调查方法得出的数据，使得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变得很困难。 有媒体称，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1000万人左右。但何为“提前”，是否失业，什么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都缺乏说明。这种含糊的指称无益于澄清事实，反而使得事实更加模糊。 1000万的说法，存在复旦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陆铭的笔记本电脑里，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法。陆铭的电脑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上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至各省市政府，乃至不同的研究机构，都掌握了自己的一套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数字。这些数字被写进报告，用作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但是并不通用。对陆铭这样的研究者来说，他无法采信这些数字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自己讨论就业问题的依据。 这些数字中，最权威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根据农业部在15个省、150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所得数据，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也就是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几个月前，2008年的暑假期间，陆铭曾经到昆山去调查过《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那时候，大规模失业是个不存在的问题。昆山的企业处在严重缺工的情形当中。形势逆转得太快了，研究者在现实面前变成了无头苍蝇。 雷小明对眼下的工作并不满意，也并不看好深圳。他担心萧条最终将波及到他自己，所以准备离开深圳，到昆山去碰碰运气。在电话里，他详细地询问了一个在昆山上班的初中同学的情形。但听到的消息比东莞还要糟糕。 他的同学最近跳了槽。他本来所在的涂料公司主要为福特公司的汽车供应汽车油漆。在金融危机的中心，包括福特公司在内的三大汽车巨头几乎和已经倒闭的雷曼兄弟一样，是摇摇欲坠的最危险的大厦之一。底特律的萧条迅速传导到了中国昆山，那里的涂料生产厂已经开始裁员，唯一幸运的是，雷小明的同学在裁员之前离开了那里。 真实的数据在哪里？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台一个专门针对农民工失业的方案。不仅如此，由于传统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在内，要弄清楚农民工失业的现状和前景，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春节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辖区内设立农民工创业园，据称，这是试图帮助返乡的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听上去，这既能增加本地的GDP，又能够就地消化就业问题，但这对经济和就业是否真有所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很有可能是那些即兴、短命而不切实际的政治创想中的一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向各省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求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在北京、上海、东莞和深圳等26个城市中进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并在指定的“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进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通知要求，每个城市至少要调查100家企业的用工需求，每个县对100名以上的农民工进行就业调查。 这次调查的数据尚未公布，而此前的失业率统计的可靠性经常受到怀疑。即便动机是诚实的，因为调查和统计的技术手段落伍，并且行动滞后，经济学界怀疑调查数据能否反映客观现实。 在出台更有远见和成效的政策之前，零碎和不真实的数据将歪曲危机的真实面目。对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媒体来说，要有效应对可能存在农民工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首先需要一个高效、独立而透明的信息收集与发布系统，以帮助他们看清问题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