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周晏珵 钱亦蕉(记者) 一部《东邪西毒》终极版——且不说这片子是一场华丽的盛宴还是技穷的粗滥——让我们又听到了那个名字:马友友。这个微笑时不免露出可爱门牙的中年男人，不知何时开始走入平凡人的视野，成为人人皆知的音乐家。 原本，严肃音乐总是让老百姓难以企及，但近年来，一些偶像型音乐大师的出现，让普通人也有了欣赏、谈论、炫耀古典音乐的兴趣，他们贴着中国原产、美国组装的标签，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这样的异质偶像，除了马友友，还有谭盾和郎朗。 他们是业界的前沿，是市场的宠儿，对他们的成功之路人们总是充满好奇。这份热情还会持续多久虽不得而知，但对古典音乐市场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个相当奇妙的现象。 成长故事 如果仅从音乐造诣看，郎朗、谭盾、马友友未必就是NO.1，但是他们却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偶像品牌，成为了天皇巨星。而他们的市场价值也早就超越了严肃音乐的边界，直逼偶像明星。 不知道80后的“十万琴童”对站在荣耀顶峰的音乐偶像们有何感想，至少偶像们给我们述说了相仿的故事，比如天才，比如刻苦。 据说谭盾8岁时，他的妈妈从“五七”干校带回了一把二胡和一根竹笛。当时的谭盾对之深感好奇，决心一试。没想到几天之后，从未接触过音乐的他居然也像模像样地吹起了《浏阳河》。谭盾在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前曾苦学小提琴，为了不影响家人和邻居，每天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一个小山头上练习，常常拉得手酸臂软。因为当时曲谱少见，为了学更多的乐曲，他向别人借来曲谱连夜手抄，有时更是抄到天亮。 4岁开始学习钢琴与大提琴的马友友，5岁即开始演出，8岁结识著名大提琴家帕伯洛·卡萨尔斯。在他与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共同帮助下，马友友和姐姐在美国卡耐基音乐厅进行了第一次的公开演出。据说马友友小时候练琴非常辛苦，甚至到夜里很晚了还得练，父亲马孝骏在半睡半醒之间也会监督儿子，一听到他拉错，就会叫他重复地练习，直到完全准确为止。 郎朗3岁开始学习钢琴，5岁时就在沈阳钢琴比赛中获第一名，同年举办公开演奏，7岁第二次夺魁，9岁获全国星海钢琴比赛第一名，11岁获第四届德国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并获艺术成就奖，13岁获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郎朗在父亲的逼迫下每天凌晨5点起床练琴，他的恩师曾经回忆说:“郎朗大冬天练琴也只穿一件背心，因为穿几件就会湿透几件，最后只得把衣裳都脱了。”在他的自传里也曾提到父亲对他的严厉，甚至相逼到自杀这一步。 天赋和努力成为了他们的奠基石，而肥沃的艺术土壤及宽松的艺术氛围则催化了他们的成功。除马友友早年已与家人定居美国外，谭盾和朗朗先后赴美深造。在这个西方文化的重镇，他们得到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演出机会，更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1985年，马友友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成为他今后艺术生涯的经典之作。 1989年，一首以自制乐器演奏的作品《九歌》问世后，谭盾开始享誉国际乐坛。 1999年，郎朗代替抱病的安德列·瓦兹演奏《柴科夫斯基钢琴协奏曲》，一炮而红。 不过此时，国人还并不熟悉这三人的名字。 全球化背景 如果仅仅停留在古典音乐界，那么就算他们再出色、再成功，也只是圈内人崇拜的艺术大师，不可能成为大众偶像。然而借着全球化的背景，借着获奖的东风，借着世俗的话题，他们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格莱美”和“奥斯卡”是美国的评判标尺，不知何时也成了中国人的情结，且日渐加剧，挥之不去。当年“老谋子”拿下“柏林金熊”后，人们便期待着中国人哪一天能在“奥斯卡”有所建树。终于李安在2001年打破了这片沉寂，《卧虎藏龙》一举拿下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音乐。这份荣誉同时属于三个华人，另外两人正是谭盾和马友友。 随着影片的热映，大家开始关注这两个当时尚属陌生的名字。人们欣喜地发现，原来华人在欧美早有建树。谭盾获得的远不止“奥斯卡”，第44届“格莱美”更是将“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古典音乐”和“最佳古典音乐协奏曲”4项提名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这位中国作曲家。此时的谭盾早已是美国乐坛的座上客，楚地成长背景不免让他的作品中沾染更多中国傩文化的神秘气息，早年创作的《九歌》、《地图》和《鬼戏》让美国佬尖叫，他们把他奉为“音乐巫师”。谭盾曾经说，“中国的艺术家如果想在西方打出一片天地，不是把贝多芬奏得更好，不是把巴赫奏得更好，而是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一些新思想。”这也是他能够另辟蹊径成为明星的最好注解。 马友友更是“格莱美”的常客，1984年至今共获得过十多座“金唱机”，今年的“格莱美”，他和吴蛮(旅美琵琶演奏家，曾受李安之邀为《喜宴》、《饮食男女》演奏配乐)合作的“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中的曲子《芝加哥丝路之音》，获得最佳古典类工程专辑以及最佳古典类制作人两奖。享誉欧美的马友友早年还获得过古典音乐的器乐最高大奖艾菲尔·菲沙奖。不久前，他受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演出。在40多年的演奏生涯中，他为5位美国总统表演过。马友友虽然是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不过华裔身份仍为其在中国赢得了不少好感，而且他也不吝在音乐中使用东方元素。早在1999年，马友友就展开了“丝绸之路”的计划，将创意和教育集于一体，以丝绸之路所经之地为线索，结合当地音乐，将东西语汇融会贯通。《芝加哥论坛报》评价说，“丝绸之路”以一种奇特美妙的方式穿行于世界各地，马友友提出的丝绸之路音乐计划，对音乐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些时候，可以算作他们的下一代人——郎朗以同样惊艳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最为有趣的是，他的出现伴随诸多“第一个”:第一个被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签约的中国钢琴家；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的中国钢琴家；第一个在世界各主要音乐厅堂巡回演出的中国钢琴家；第一位到白宫演出的中国钢琴家……这个“第一”钢琴家还会不时蹦出关于“布什总统和查尔斯王子”的话题，并且把各位重量级大师的名字挂在嘴边。 一张张中国脸出现在世界乐坛，国人豁然感到如获珍宝。在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下，神圣的光环被点亮。他们在中国彻底火了。
华丽的商业外衣 一段时间以来，专业圈中常常传出谭盾江郎才尽、依靠猎奇来炒作的说法，而郎朗在演奏时夸张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比弹奏技巧本身更是吸引观众的砝码，马友友也“聪明”地更多接受新音乐和时尚包装，来维持“古典偶像”的地位。不过，市场就是相信偶像，郎朗能在全世界所有最著名的音乐厅举办个人专场独奏会，平均每年演出近200场，被认为是全球商业价值最高的古典音乐家之一。谭盾以“纸乐”、“水乐”为代表的有机音乐也在各地风光演出，一票难求。马友友的音乐，伴随着他迷人的笑容和幽默的谈吐，让他到任何地方演出，都能享受巨星般待遇。 记得前些年诺曼·莱布雷希特的一本《谁杀了古典音乐》令爱乐者唏嘘不已。面对商业操作、经纪人等一系列与利益有关的字眼，那些昔日大师们的光环被硬生生地无情剥去……不过很快人们就从失望中回过神来并接受现实:古典音乐并没有死，只是换了种活法。在流行音乐纵横驰骋的今天，古典音乐仍被喜爱，它欣然披上了商业化的外衣，过着崭新的生活。 良好的商业运作模式，是音乐家得以持续保持高知名度和成为偶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此不得不提到陈其钢，可能很多人听说这个名字，是从北京奥运会会歌《我和你》开始的。事实上，陈其钢在欧美的声誉毫不逊色于谭盾，这也是为何张艺谋选择由他来创作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的原因之一。为何同样取胜欧美战场的陈其钢在国内却没得到谭盾这样的知名度？这正是他对音乐商业化的态度所决定的。记得几年前陈其钢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中曾经就电影音乐发表过评论，说自己不会去创作这类作品。这是一个个人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一批传统学院派作曲家对商业行为的排斥。 谭盾的概念音乐、马友友的跨界合作、郎朗的肢体演奏，无论业内称之为不务正业还是愚蠢苍白，谁都已经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的脚步，因为他们赢得了市场！ 中国市场 古典音乐在西方已在走下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将取决于今后20年它在中国的发展。”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罗塔如是说。那么，中国市场的选择是怎样的呢？ 谭盾在《卧虎藏龙》后接连创作多部电影音乐来迎合中国市场，包括商业味十足的《英雄》。他将人气飙升到更高，并紧随其后推出《水乐》、《纸乐》和《陶乐》，将迷离幻化的手法玩到极致，赚足了眼球，以至于业内人士跳出来指责他是在玩弄音乐，甚至批其是作秀。可他依旧我行我素，歌剧《秦始皇》粉墨登场。事实证明，中国市场对此很受用。虽然在欧洲，音乐会版的《卧虎藏龙》上演时曾遭嘘声和冷眼。 马友友自然也察觉到了中国市场的需求，除参与电影音乐的录制外(比如此次献艺于《东邪西毒》)，这几年还经常来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记得不久前的一次演出中，他演奏多首异域曲风的琴曲，尤其当他用大提琴表现马头琴的音色时，全场喝彩。 跳脱纯古典音乐成为一个跨界大提琴乐手对马友友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创下许多纪录:如用大提琴挑战高难度的克莱斯勒、帕格尼尼小提琴乐曲；与流行歌手麦菲林合作灌录专辑，以大提琴和人声做完美的结合。1997年香港回归，他与谭盾合作了《交响一九九七》，1998年则与6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将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的音乐拍成了影片。他所录制的专辑囊括各种风格，包括《探戈灵魂》和《巴西迷情》，其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令中国乐迷为之疯狂。 当然，目前中国市场最受追捧的大师，还数郎朗。虽然没有像两位前辈那样盘踞电影市场，却反而更占尽了“人和”之势——中国的琴童有多少，就有多少个家庭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音乐经纪和唱片公司最早知觉风气，环球唱片公司十分敏锐地瞄准了中国市场这块肥肉，最早推出的李云迪就已经露了些端倪。不过，环球很显然忽略了“欣赏水平”这个硬伤，南方人的温婉气质虽然成就了时尚感，争取了一批女性粉丝，却始终无法将古典音乐灌入大众的耳朵。这个腼腆的小伙子显然无法驾驭市场的洪流，在经历了一阵“王子生涯”之后，终于还是沦落到不温不火的境地，接连更换经纪公司也没能挽救起一落千丈的人气。 对郎朗的打造显然很不相同，这个横空出世的艺术家带着美国偶像的气息。有时候，他似乎是一个没有老师没有传承的草根英雄。因为在他的自传里，所有国内的老师已经被尽数否定了一遍。他仿佛是个瞬间出现的奇迹，周身充斥着世界级音乐大师们赞扬的光环。他走的是一条与李云迪不同的路。李云迪每年只花半年时间演出、录唱片，其余的日子大多用于练琴，在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方面下功夫。而郎朗呢，则平均两天就要演出一次，有时候甚至忙到干脆将演出当作练琴。他还不断高调地在公众面前出现，不论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演出，还是在白宫给中美政要弹钢琴，还是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抑或代言诸多高档品牌……一切都在暗示人们，这就是一个美国梦。 郎朗用激情演奏迅速征服了国内观众。人们突然发现原本听不懂古典乐的自己，竟完全能看出个所以然来。那种夸张的摇摆颠簸和手舞足蹈完全打破了古典乐演奏一味的沉寂，没人知道下一秒他会做出什么动作来！ 说实在的，有多少人听出了布排陈设里的幻音？有多少人说得清楚大提琴是什么？又有多少人真的理解了老柴协奏曲？管它呢，反正中国演出市场，要的就是这份新鲜。 他们成功了，他们选择走出文艺小圈子转身成为大众的偶像，人们不再透过西洋镜的小眼儿往里瞧，正大光明地观摩喝彩，似懂非懂，感觉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