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时陶铸给我们规定政策，政府的贸易公司的原则，就是掌握物资，不让农民吃亏。比如米价下降，可我们还是提价收买，农民就很相信我们。另外还在下面开设农村服务部，粮食一到就购买，与一般商行压价、收行佣金、收什么栈租的行为完全不同，农村服务部成立一周就收购了100多万斤粮食。” 吴一方还记得自己对四处奔波找粮的厌倦，“当时农民觉悟没那么高，有时候也把粮食囤起来不卖，等高价了再出售，可是城市里一天不吃都不行”。半年后，陈云在北京主持会议，叫各地分管粮食工作的同志去发表意见，“我那时候坚决赞成统购统销，非如此才能完成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哪里生产多少，按比例卖多少，都要规定下来”。 统购统销的执行，使刚解放的城市有了充足稳定的物资供应。 通航与武汉的生机 5月16日，长江上终于有了几艘船舶的影子，高昂的汽笛声给了武汉市民们以很大的安慰，这个江边城市的居民们已经习惯这种喧闹的市声。 那几艘船舶的出现，是武汉轮渡公司的职工们的功劳。早在5月初，他们就赶在白崇禧部队破坏之前把几艘渡船隐藏在武汉上游鲇鱼套附近。16日，解放军进城，也是渡船返回市中心的日子，他们特意鸣笛庆祝。 轮渡是恢复了，可是，整个城市的对外交通系统没那么容易恢复，长长的江岸以及一字排开的数十个码头很快成为这个城市的关注重点。在吃饭问题初步解决后，人们意识到，这个庞大而活跃的商业城市绝不可能静止，自给自足不是这个港口城市的特征。 当时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的陶铸194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明了军管会当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武汉的对外交通。虽然“反破坏”起了作用，可是铁路、码头和船舶的破坏还是很严重，当时为了抢修平汉线铁路上被炸断的十余座桥梁就绞尽脑汁，光镊口大铁桥就用了3000名民工抢修。船只很多被凿沉，热情高涨的船厂的工人整天泡在水中抢修船只。 回忆武汉解放初期的情形，陶铸用了“很惨”一词，“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关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而无生意”。 通航成为武汉最严重的问题，当时刚刚28岁的张林苏就被放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岗位上，尽管她以前从没接触过交通工作。“我最早是从西安的学生运动开始走上革命之路的，我父亲那时候是国民党将军，舅舅却是东北军里的共产党员，所以，西安的学生示威游行的带头学生就是我，冲张学良喊话的也是我。”那年，她才15岁。 她是从哈尔滨道里区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匆匆南下的，“别的南下干部得到通知早，已经培训了一个月，我是突然得到通知的，因为丈夫刘惠农受命南下，我也陪同，准备时间就两天”。她和刘惠农是组织安排结婚的，她的丈夫和刘惠农的妻子都牺牲了，所以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3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2岁，全部留在哈尔滨。不能带的理由很实在，虽然是南下接管城市，可还是在战争状态。” 没带孩子，倒是带了枪，她有专门的枪证，“直到上世纪50年代管制枪支才把我的枪收走”。她是在延安抗大学会的射击，是东北解放区传闻中的“女神枪手”。不过现在88岁的她看上去慈祥得很，一点看不出曾经是东北解放区最早上任的女公安局长之一，墙上倒是挂满了她画的花卉。 “我们和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坐了一辆缴获来的美军吉普出发，途中遇见的全是一波又一波的解放军部队和民运部队，浩浩荡荡在南下。”那种军民空前团结的气象，让她难以忘怀。 5月16日17点，张林苏就进了武汉。“之前就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我在哈尔滨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哈尔滨也是大城市，当时我就觉得我有城市工作的经验，想着大城市的工作都是类似的，一点都不紧张。而且在进武汉前，我们还在黄陂学习和讨论接管城市的经验。”
可是，进了武汉才发现，“武汉太特别了，它是交通重地，保证武汉的交通顺畅，就意味着解放区的经济稳定，不仅能保证解放大军继续南下，也意味着长江下游的一系列重要城市可以得到充足供应”。可现实是，“大一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带走了，当时招商局有95艘船只被带走，留下的大吨位船很少，从江汉路到民生路十几个码头的趸船，全部被炸沉，无一幸免”。 恢复这些还不算困难，张林苏觉得正确的政策起了作用，“刚解放，人人都有高昂的热情，加上我们定下来原职原薪的政策，交通部门的重要业务人员都稳定下来，忙着出力气”。码头的抢修和船舶的修复都在紧张进行。 更难的工作在后面，“虽说政权在手里，没什么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很快发现，旧势力不清除，码头就难以顺利生产。武汉有统计，总共有3万多名码头工人，可当时把持码头的所谓头佬（又称把头）就有600多人，他们各自有势力范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鼓动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外来劳动力之间发生斗殴”。 张林苏的第一个岗位是航政局秘书处的副处长，不久后精简机构，撤消处级单位，她去了招商局，任党支部书记、人事科长，“去了才知道这工作有多难做”。招商局有几十个码头，意味着她直接面对的把头就有数百个，他们“整天就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来，哪个工人不听话，就把谁装麻袋扔在长江里”。而且是公开反对码头改革，“说是改革就是要穷码头来分富码头的钱”。她去码头调查的时候，很多码头工人都不敢和这个解放区来的女共产党说话。“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换平民装，不再穿军服而换上了苏联式的服装，可是换来换去就两套朴素的衣服，一看就是个南下的女干部。” 当搬运工都要交份子钱，否则无法立足，非常苦，“通俗的说法是一根扁担要多少钱”。而且，上下沟通一定要通过把头，“我们手里有码头搬运工的名单，可是这些名单全部是由把头上报给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可还是照领工钱，许多干活的人不能用真名，有的人顶着死人的名字已经干了10多年的活”。“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叫工人们按照真实姓名登记，结果布告刚贴出去，祸事就来了。一个40多岁的把头冲进我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我就记得他骂我们比国民党还凶、还坏，国民党还没有搞工人登记，这不就是逼着他们这些把头没饭吃吗？”后来才知道，这个把头属于招商局10多个码头中的带头人，日本人占领武汉，国民党重新收复武汉，都没有动摇他们的地位，“当地人说，把头们一跺脚，武汉都能抖几下”。 但这个把头不知道，张林苏在黑龙江珲南县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曾让当地土匪都闻风丧胆，“都传说我是双枪老太婆的原型，说我两只手都会开枪，其实我只会用右手”。“当时我也恨不得拍桌子起来，后来还是忍住了。”其实要是硬碰硬，张林苏觉得自己一点不会比高她一个头的这个把头差，“早年在抗大，我们的军事教员是萧劲光，他一直夸我驳壳枪打得好。城市工作有城市工作的纪律”。 环境的复杂使张林苏的工作更谨慎，把头走了后，张林苏直接去找了工会，在工会支持下，把头的控制力量才慢慢削弱。 丈夫刘惠农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接管部部长，“我们俩算是同在交通战线，可是夜夜两个人都要加班，一周见一次面算是很好的了”。张林苏很晚入睡的习惯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养成的，现在88岁了，“还是不到零点就睡不着”。 当时刘惠农兼任长江航运局局长，“他自己带着干部职工疏通长江航道，修理船舶，还把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团结起来了，首先着力让沪汉线通航”。 武汉最早的海员招待所也是刘惠农带领人盖起来的，“他分管交通工作，对这些常年漂泊在船上的船员有感情，当时武汉的海员招待所还配有游泳池，算是当时最好的房子之一”。刘惠农1956年起担任武汉市市长，为了保证武汉市的食品供给，“他带头开垦东西湖，那时候那边基本上是沼泽地，他每天去视察，回来告诉我当地人民生活的凄惨景象，那时候当地有血吸虫病，很多孩子身体极瘦，可是大着肚子，回来一说，我们都哭了”。武汉于是也成为全国最早进行血吸虫病防治的地区。 航运工作迅速好转，沪汉线首先恢复通航，“当时上海刚解放，要是不恢复通航，大量的物资没办法运到，则人心也不会稳定”。航线通航的那天，有同事随船到上海，检查沿岸的各码头的情况，“我托他帮我在上海买根派克金笔，因为我一直爱文学，想用支好笔写文章”。张林苏现在告诉我们，那支笔用光了她当时积攒了数月的津贴。（王恺 赵燕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