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次酝酿已久的起义 90岁的廖文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还记得，1949年2月，“我们从武汉到上海走得非常匆忙，东西都没带齐，钱也不多，就匆忙上了火车”。那年她刚30岁，带着1岁多的孩子，还有涂建堂的父母，到上海西藏路找了间偏僻的旧宅，改了姓，称自己为徐太太。“当时心里真的惶惶不安，对未来也不确定，是不是就这样隐姓埋名一辈子？” 与涂建堂分开时，两人没明说，可她知道，丈夫在准备起义大事，留在他身边，只会成为障碍，“两个人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对方，生逢乱世，也说不得了”。 涂建堂当时是张轸兵团127军309师师长，再过3个月，张轸兵团的起义就会给国民党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 其实廖文会已经习惯了与涂建堂一起经历危险的日子。她和涂建堂都是河南唐河县人，幼年订婚，涂建堂考上北大农学院后，参加“一二·九”运动，有了抗日心，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汤恩伯在河南办的干训班，后来被派到肖县、砀山等地打游击。“那时条件特别艰苦，整天要和日本人周旋，不敢脱衣服睡觉，身上全是虱子。”廖文会曾去探望，涂建堂和她开玩笑，叫虱子“抗战虫”。 廖文会27岁时和涂建堂结婚，“去了3天才见到他，他晃晃悠悠地骑马回来，身上全是湿的，原来太困，从马上掉进水里了”。廖文会说她曾跟着涂建堂在游击区辗转，“非常危险，有次我们演戏被鬼子发现，半夜追过来，涂建堂的副手宋恒青护送着我骑马就跑，连鞋都没穿，身后子弹不断飞来，两个勤务员都被打死了”。 抗战胜利后涂建堂想出国留学，“他觉得自己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想打内战，可是没被允许，又喊他去新疆送兵，接着又去南京国防部。他既不是蒋的嫡系，又不和任何派系勾结，很快就成了闲人”。 涂建堂和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关系好，两人是北大同学，1948年，同样非蒋嫡系的张轸在河南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涂建堂去他手下任少将高参，“其实那时候涂建堂已经准备起义了，和张尹人在一起，他们常常商量蒋的气数已尽。不过他也总担心手中没兵力，去投诚共产党怕人家不稀罕他”。 在廖文会印象中，张尹人胖，特别重视吃喝，穿得却随便。也是在1948年，他就和共产党派遣来的地下党方敬之有了联系，方敬之化名小张，在张尹人的部队里活动。张轸采取默许的态度，“张轸是忠厚长者，做事不机密，1948年，白崇禧对他说想与共产党联系，他脱口而出我那里有小张，小张于是难以再隐蔽在部队里”。后来还是涂建堂带部队把小张送出了信阳城。 白崇禧究竟是否真想和共产党联系，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涂建堂的部队调动全在他掌握中，稍一动他就会派人查问。张尹人的情况也被他追查过，后来涂建堂用张尹人只爱吃喝玩乐搪塞了过去。 关于是否守卫武汉，白崇禧有多种考虑，他很清楚守卫武汉是牺牲，想让宋希濂兵团做牺牲品，可是根本调不动。最后想让陈明仁兵团守，可是陈明仁表示，“相机撤退”的仗他不会打，只会死守或放弃。无奈之下，才用到了张轸兵团。
94岁的郭大风在抗战时是陈诚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对白崇禧很熟悉。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认为，白崇禧当时的一筹莫展，是最真实的状态反映，“他虽然心机很深，但现在和共产党作战，他几乎占不到便宜”。在他看来，桂系虽然联络紧密，可是李宗仁失于厚道，很容易被骗，白崇禧又苦于得不到各派系军队支持，“他时常在‘剿总’大发雷霆，因为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拿不到”。 “抗战时陈诚和白崇禧称兄道弟，两人关系紧密，在重庆的时候，陈诚躲炸弹都是在白崇禧的官邸里，可那只是表面的友善。”郭大风说，国民党高官们彼此间的绝对不信任是历史传统，“陈诚在广西办干部培训班，不要白崇禧的一个人、一分钱”。 所以，郭大风说，“白崇禧把重点放在湖南的守卫上，武汉不得不用他并不放心的张轸。张轸的起义，使武汉几乎没经战斗就宣告和平解放”。 97岁的宋恒青当时是涂建堂的副手，现在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对本刊回忆，“其实1949年元月，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就到开封和刘邓大军的邓子恢商量起义大事，邓子恢根据中央部署，说起义不要在河南，最好在武汉，配合大军南下进行比较好，还可以保护好平汉南段的铁路”。 宋恒青是湖南邵东人，抗战时徒步从家乡一直走到南岳衡山参加训练班，后来和涂建堂一起在肖县打游击。抗战结束后，他解甲归田。1949年初，被涂建堂约到了武汉，“我一见面就问他，你这生意是做到底，还是打算改换门庭？”原来，他叔叔已经与共产党搭好了关系，没想到涂建堂也在积极找关系起义，两人哈哈一笑，“到底隔墙有耳，没敢把话继续说下去”。 “当时在军队里控制很严，我只能讲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扯到人的生命、生存，我说，大家跟着张司令到湖北了，吃得比河南好了，不吃杂粮了，生命也有了保障，我们就是要跟住张司令，可以保证大家的父母家属都不会缺衣少粮食。”宋恒青说他那时候就是这么胡乱地做思想工作的，不过很有效果。 兵临城下，和平解放 到1949年5月，郭大风脱离陈诚的政治部已经有近4年时间，“主要还是觉得打内战没前途，当时想法很单纯，我不打内战，这样对共产党也有交待”。 一开始他在恩施开了个小的蜡筒厂，后来到了武汉，“做些投机生意”。1949年5月，郭大风收拾起自己的生意，准备去广州看看机会，“那时候武汉太人心惶惶了，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场大仗”。 可是毕竟当年的同事都有一定职位，想远离没那么容易。“5月初有几个李宗仁总统府的侍卫官来找我，都是当年在重庆政治部的同事。他们是奉李宗仁的命令，要把鄂东一些地方力量组织起来，准备在武汉失守后打游击。在我这里说话不避嫌疑，他们说两句计划，就感叹，说真是纸上谈兵。”而且，失败之征已经显露无疑，“我们谈到家属怎么办，这些官员眼睛顿时湿了，谁都觉得前途渺茫”。 郭大风说他和1949年2月刚上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的一些部下也有联系，朱鼎卿本是国民党第九补给区的司令，“刚上任还雄心勃勃，搞了八点施政纲要，他不知道是被白崇禧安排着跳火坑的”。 朱鼎卿上任的时候，还是照旧搞了庆贺仪式，可是负责接待的人连茶叶都要外借，“真是山穷水尽”，“公务人员连基本的生活费用都快没有了”。郭大风听说，当时武汉的军费需要80架飞机运来的金圆券才够用，南京政府连金圆券都来不及印刷，根本没钱发行政费用，“朱鼎卿想办法，有一次借回来5万镍币，结果每个公职人员发了5元钱，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基本上已经逃跑，街上人神色都惶惶，朱鼎卿也只能考虑撤退了”。 “5月10日，他还想动员大批绅士和他一起跑到恩施，以省主席名义在省银行宴请客人，其实当时留在武汉没走的工商业上层都是对共产党有期待的，我听说张难先等老绅士一边拿拐杖敲地一边说，你们省政府自己撤退都没车没工具，哪里还顾得上我辈？我们都老了，你们想把我们这些老骨头拖垮。我们与其去鄂西送死，不如就在武汉等死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