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我5月上旬坐镇的武汉电讯局当时就已经成了地下市委汉口指挥部，原来的局长，也是电讯局应变委员会主任把他的办公室腾出来给我们，我守在电讯局主要是便于整体协调和调度。当时有几件很急迫的事，国民党要把火车机车从汉口开过江运到武昌徐家棚，便于军队再往南撤退。光有两条腿跑不了，没机车，铁路就等于瘫痪了。我指挥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工人把机车开到汉口的各个地方藏起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得不到之后空袭毁掉机车，一大批机车被开到丹水池那儿，因为那里靠近美孚公司的几个大石油罐口，国民党不敢炸。 还有一些重要设施，比如车站的水塔，也担心被国民党炸掉，水塔一炸掉车站就瘫了。我从各个工厂调人把武昌火车站的水塔保护起来，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周围看着，特务来了就跟他周旋。其实也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嘴皮子，比如说，你们把这弄掉了，我们怎么吃饭啊，我们靠这个来养活一家人啊，有时也适当威胁一下。有个奉命破坏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国民党工兵连副连长硬是被我们说动了，最后找到一个旧火车头，把水箱炸了一个大洞，照了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真空时期”全靠群力群防，工人调动的效率特别高，这也反映出我们地下党前些年搞工人运动的成效。武昌三十兵工厂那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基点，国民党最初是下决心要把这兵工厂搬走的。结果，全厂工人采取怠工的办法，拖延搬迁，本来很快就可以把机器卸下来，装箱就可以运走，工人们磨磨蹭蹭，说这里拧不动，那里拧不动，最后只有极少部分军工厂设备被运离武汉。 接管武汉 军队进城那天我们真是高兴啊，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终于见天日了。南下的大队声势浩大，约有800人，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带队，经天津分为两队，有一队本来要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但在去上海的途中，得知武汉成功解放，就到武汉来了。1949年5月22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武汉军管会）正式入城办公，但实际对外宣布成立时间为6月2日。武汉军管会有委员13人，分有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接管组，主任委员为谭政，副主任委员为陶铸，下面还设有秘书处、行政处和人事科。 军管会的同志大多是初次到武汉，对武汉不甚了解。最初，陶铸听说位于汉口的璇宫饭店很大，便打算把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璇宫，但他们后来发现，璇宫里的光线并不太好，几经周折，才找到当时非常繁盛的德明饭店作为办公场所，就是现在的江汉饭店，这里空间宽敞，里面还有一间大厅。委员们周末偶尔在这里跳跳舞、聚聚餐，这大概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 解放第三天，在江边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后来的青年剧场、市人委大礼堂，现改建为红太阳娱乐城），中共武汉地下党成员开了一个会师大会，所有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填写了登记表，党员填的是甲种登记表，外围组织成员填的是乙种登记表，分别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青委组织部保存。大会主要是宣布了新市委，并对地下市委在武汉长达4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衔接地下党市委和新市委。 其实武汉市委班子成员很早就已确定下来。因为河南解放得早些，中南局前身是在郑州的中原局，武汉领导班子名单早在中原局就定了，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里的位置的确举足轻重，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由中央直辖，四野总指挥部也在这里，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干部配备相当强大。首任市委书记张平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把他调过来，无疑是看重他在哈尔滨接管期间的经验。首任市长吴德峰更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武汉警察局局长，对武汉情况相当熟悉。相比之下，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刚三十出头，解放后最初的职务才是江汉区委副书记。 地下市委虽然不存在了，但有些职能和工作还延续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武汉军管会同工厂、学校、机关，中间的联系很多是通过原来的地下党员。当然他们也直接下命令，让他们办移交，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但要下命令，还要里边有人来接应。这个接应就是原来分布在这些机关里的地下党员的任务。我们一解放就都穿上军衣，我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武汉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很多时候我就跟随着军管会成员，像谭政、陶铸，他们那里商量什么事，我就参加，因为随时需要地下党做配合。 接下来就是正式建党建政。一个是党的建立，一个是政权的建立，大概这两个是主要的，同时要建设一些群众组织，工青妇，这些和军管会同时进行，是筹备性的。比如中南有宋一平、吴克石，他们去搞，武汉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子黎智在做。军管会走后，这些就都慢慢做了起来。 武汉接管对于全国新政权建设的一个贡献是，对城市基层政权建立的探索。国民政府也曾试图在街坊一级建政，由于资源、时局和理念诸方面原因，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则成功地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政权组织延伸至街道。武汉市委对这块工作非常重视，刚一解放，就派人到里弄去做工作，做居民的发动工作，跟公安局都配合好，成立居民委员会，后来设立街道政府。很多具体工作，如供应工作、卫生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对武汉市民的教育，政治、文化上的教育，也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 恢复建设的武汉难题 20世纪50年代，武汉市的经济改组从解放时起到经济恢复时止，经历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两次大调整，私营工商业这一块恢复得很迅速，1951年，武汉私营工商户和资方总额都较上年增加了10%以上。这一年被武汉人称为“难忘的1951”。 武汉遇到的困难看起来相反倒是农村问题。城乡交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或者说断了，这对城市是要命的事情。武汉和东北城市的解放环境不一样，在东北是先把农村控制了，充分把农村资源利用起来了，所以解放城市时，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被动，国民党的城市成了孤岛，一旦解放，物资能从农村充分地供给到城市。 武汉不同，它的周边是广阔的非解放区农村，武汉辐射的农村范围又非常大，包括湖北的农村，河南的大部分农村，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农村。粮食、原料，还有很多东西，比如烟厂的烟叶、糖厂的甘蔗、制革的皮毛、织布的棉花都是在农村的，运不到武汉来，所以刚解放，在物资上武汉很困难，军队、老百姓都要吃啊。 当时粮食缺口尤其大。因为要支援部队往南进攻，湖南还有剿匪，还有城市潜伏下的反革命组织，国民党的党组织、团组织，这一套的清理，都需要后勤物资。南方人吃的大米供应严重不足，都是从北方运送来小米。所以说，城市是我们领导了，农村我们还没能真正把他们领导起来，得回过头来去做农村工作，发动“土改”，只有“土改”完成才能保证城乡衔接。“土改”前农民是散的，一家一户的，中间还隔着地主、富农，“土改”后农民可以被组织起来，更好地发动起来。 城乡交流是个综合体，不光指交通，不简单是买和卖的问题，这里面还涉及到具体的，你把什么给农民？你把人家的农产品拿来，你给他什么呢？你的人民币发行不了，他不相信，人民币还不能流通。一定要把银元打掉，把人民币的威信树立起来。1949年7月1日林彪到武汉的时候就讲，我们当然要做武汉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农村的工作做好，他讲了农村工作对城市的重要性。 这之后武汉市委动员了大批干部下乡，我们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也有大量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做“土改”工作。大概到了1952年，就把土地改革基本上进行下来。这虽然是共产党的老本行，但是也很不容易，工作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干部要渗透到农民中去，发现农民中的觉悟分子，形成了骨干力量，再去调动其他人。 那时候就靠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很苦的事都是干部走在前头。当时分配还是供给制，吃饭分特灶、大中小灶。抽烟的人，有的可以给一两条烟。我一开始是县级干部待遇，吃中灶，然后就高一些了。像我几乎武汉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去了，就是背上点行李、被子，住在工人宿舍，工厂都是上下铺，你看哪里有空位子，把行李放那里，晚上回去睡觉。有的工人家属宿舍，没有分配的，晚上去借个床。在农村也一样，到群众家里去拜访，了解情况，交朋友，干部都是靠这种硬碰硬的群众基础开展工作的。 我前一阵写过一篇回忆共和国前30年的文章。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前30年有很多歪曲，当然是有地方急了，“左”了，但我们靠这种扎实的群众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像大江大河的治理，像我们在武汉修水库，在武汉农村搞土壤改良，都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那时修水库一上都是几千人、万把人，天很冷，背个小行李卷就住在那里，吃大锅饭，才把这些基础设施搞起来。我们在建国60周年回顾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后30年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30年的基础之上。（ 朱文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