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后我们实在没钱花了，只有向解放区要钱。这样，陈克东就通过那个口号联系上中原解放区的负责人，申请到了一笔经费，帮我们度过了一场经济困境。 叛徒危机 我在武汉搞地下工作的4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组织被破坏的危机。 1948年6月份，有个从解放区过来的姓周的人叛变了，因此牵出了我们在武汉的几处重要的秘密据点。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我们在武汉发展党员一直极为谨慎，从解放区出来的新人，通常情况我们不急于发展为党员，因为一直在解放区生活的人缺少在白区工作的经验，生活作风方面比较暴露，容易让组织工作出现破绽。但这又有个很大的矛盾，头两年党员发展过慢，会影响在武汉建立党的关系、发展外围组织的整体速度，而比较而言，从白区的社会关系中突击发展党员更不一定可靠。所以，对于从解放区来武汉的人，我还是给予更多信任。 这个姓周的就是在“五师突围”后，从解放区出来的，和他一起到武汉的还有一个叫肖惠的。肖惠当时就到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做老师，周的舅舅在汉阳开木材转运店，他就住在舅舅家里，利用生意关系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被我们发展为党员。这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对地下工作没经验，没有隐蔽的意识，长期在一些社会场所出入。 肖惠喜欢上了武汉铁路局的一个女职员王欣荣，而王欣荣跟南洋烟厂的程昌是恋人关系，这两人恰好又都是我们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肖惠一心要拆开人家，动静闹得很大。后来，那个姓周的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交代出了肖惠，肖惠出于报复心理，接着牵出了程昌和王欣荣。 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是我们管地下印刷品的一个重要基站。国民党特务去抓人的那天，陈克东正好到学校联系筹办地下印刷所，一到门口他就意识到气氛不对，大门前的报警信号被撤除，学校里学生的表现也极不自然。他正想绕出去，迎面撞上了盘查的特务，他对特务说，看到校门口的教师招聘启事，因此来问问报考家庭教师的事，碰巧他随身带了一张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文教处陆近诚处长的名片，就说自己是陆近诚的朋友，这样躲过一劫。不过正好是差不多时间，有几个要去解放区的同志，在武汉什家集这个地方被抓了，他们一直是陈克东联系的，为了避免暴露，陈克东暂时中止了一切外界联络。 我的危险更直接，因为肖惠这三个人都是我的下线。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处，但都供出了我的相貌。我身高一米八几，比较高，眼睛下面有个疤，这些特征都很好辨认，我处境很不妙，组织上让我暂时离开武汉去香港避避风头。 这样一来，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三个骨干里有两个都有暴露的危险，出于安全考虑，1948年夏天，上海局新派了两个人到武汉作为地下工作领导成员的补充力量，一个叫江浩然，一个叫张文澄。上海局就是南方局搬到上海后改名的，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办事处，它管南方的工作，叫“上海局”，区别于在重庆的南方局，也区别于在香港建的南方局。 这两人来了武汉，原来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进行了改组，变为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撤掉省工作委员会的原因是武汉解放在即，党组织决定武汉地下党集中力量来做武汉市的工作。本来我是要从香港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但因为叛徒事件的阴影逐渐淡去，我又十分熟悉武汉工作，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回了武汉。 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任务，是做湖北长江两岸的工作，就是迎接大军渡江。这个任务到1948底我们已经不用做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逼近了长江，只不过是没有渡江，解放区的城工部这几年一直同时在城市开始工作，他们把两岸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了。当然联系沙市、宜昌、黄石市委的工作仍由我们联系，但重心全部要放在武汉。 新成立的武汉市地下市委成员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曾惇任地下市委书记，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市委常委，我和陈克东任市委委员。 保护城市运动 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 比起之前的地下工作，现在我们的任务其实更具体：为军队进城和接管城市做好全面铺垫。这就涉及到武汉整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各机关、部门、工厂、学校。地下市委只是个领导机构，经过几年发展，整个武汉的党员也才不过500多人，依靠现有组织成员，人手显然不够了。 急急忙忙发展党员不现实，尤其在那个胜利的形势下，肯定要防止少数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我们的办法就是快速成立和扩充非党的进步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武汉成立了14个外围组织，涉及到武汉的各个行业，就是为解放后对口接管各个机关单位做准备的。 这些组织按照行业系统建立，名称前面冠以“新民主主义”称呼，比如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学生联盟、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只有工人组织没有标上新民主主义，就叫工人协会。它们是非党组织，是党领导的。这既解决了发展党员的慎重和标准问题，又解决了解放前在武汉全面开展“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运动的人手问题。这14个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2000多人，不光进步群众，一批武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行业人才都加入进来。国民党军队溃败，解放军还没进城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真空期”。沈阳、南京解放时，这个时间城市都是发生了骚乱，但武汉极为平静地度过了，这得归功于地下组织的提前部署。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依据外围组织的系统划分，按工人、学生、教师、职员、职业青年把各行业的人组织起来，但后来考虑到，武汉的行政区划复杂，行政机构也多，有所谓“三府两局一会”——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武昌两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可能不会同一时间解放，如果武昌解放晚于汉口，这样按条设计的人力调动就会带来不便。1949年4月，曾惇在一次市委会上提出了《为保护城市度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纲》中，着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解放大军在武汉上下游渡江，粤汉铁路截断前，或三面包围逼紧时，敌人在撤退中有执行有计划预定破坏的时间。汉口敌人撤退后，因退路已断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武昌则尚有这种可能。故汉口青黄不接的时期，必定紧接汉口解放，武昌则尚需密切注视当时形势的发展，提防敌人折回。” 根据这个分析，市委决定将原先按系统组织的部署改为按地区组织，就地指挥。把各行业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领导体制，由江浩然负责；在汉口、汉阳建立领导体制，由曾惇、陈克东和我负责。 曾惇、陈克东还是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这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正好，武昌市长蒋铭到商会借税款，他对盟员、武昌县银行行长、市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说：“政府决定成立三个自卫大队，因为没有钱、现在只成立了两个，还有一个大队成立不起来，300多支步枪放在库里发霉。”这一情况反映给地下市委后，我们决定，由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