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样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只有“新教协”这一个外围组织在做。“综合性调研报告”最后的详尽和具体让作为执行者之一的刘绪贻都大为吃惊。它们最终汇总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手上，形成一本《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的手册，刘绪贻后来意外看到了这份手册，“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记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 在解放军进城前，武汉市内几乎任何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站都有了共产党可信任的人员看管，这些人员名单都出自那份“综合性调研报告”。新政权接管武汉后，各个机关单位人事安排的人员推荐也首先参考这个手册。 民主 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向本刊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当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了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委员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知名教授的用意之一，就是广泛征求人事安排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副主任是物理学家查谦，主要考虑是查谦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这是一个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老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张培刚任总务长，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几乎遭到了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教授分会全体成员的反对，甚至包括刘绪贻本人。“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的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但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向本刊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的说，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空气中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从延安整风延续下来的‘左右之争’也在所难免”，周克士接受本刊采访时说。1949年夏天，武大法学院刚读完大三的周克士主动要求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担任纱厂青工组组长。但他发现，在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派工作组下厂进行的“整党试点”里，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成为工人的怀疑对象。“一纱当时大多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大学生，解放前学运还被国民党军统逮捕过，虽然我的进步历史很长，本身没有什么疑点，但还是成为整党对象，这让我很苦恼。”周克士回忆，“当时我把困惑跟一纱厂的一位总支书记讲，她安慰我说，李尔重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我不必介意。” 解放不久让刘绪贻困扰的第一个个人问题，是他发现自己面临“失业”问题：从1950年开始，整个高校的学科体系都转向苏联，而苏联一直认为社会学系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术，在学科设置中取消了。武汉大学很快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让一直以社会学研究为方向的刘绪贻极为被动。“要么我只有在校务委员会光任个行政职务，要么只有待业了。” 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在筹建武汉市工委的市委委员刘实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到武汉市工委的宣传部任副部长一职。刘实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此事说，按理说，以工委当时的工作的确没必要使用如此高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但一是听说刘绪贻的学科被取消，二是工委刚筹建，干部都是原先的工农干部出身，实在缺少笔杆子。 刘实的邀请打动了这位社会学家，但刘绪贻在工委的日子并不愉快。他到工委没多久，就有了和周克士在工厂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几乎包揽了工会所有主要干部的发言稿；另一方面，那些干部总认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当时我也没什么衣服穿，就把以前在美国穿过的旧衣服拿来穿，结果连这事他们也看不惯。”刘实接受采访时说，“说实话，当时工人对有些知识分子打的问号比较多，像刘绪贻去过美国，学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工会确实不太自由，也限制了他的才华。” 财政
从抗战结束后，有大量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学生都暂缓了他们的就业，新中国一建立，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被大量吸引进入政府机关和各个基层企业单位。 “我从武汉大学动员了上百名学生进基层，这里面理工科的学生后来有一部分回校念书了，文科学生绝大部分留在各个工厂配合军管会工作人员和后来政府干部展开恢复生产的工作。”刘实回忆，“除此之外，武汉一解放，中南局就从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组织大量学生南下支援武汉。”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这个城市基层干部的来源和主要储备。 这对城市面临第一轮建设的展开无疑是有利的，但它带来了一个显著问题：地方政府职员的数量随之而来出现了巨大增长。以武汉为例，政府各机关的文职人员从1948年的2万多人扩充到了1949年底的5万多人。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意味着这些新增岗位的饭碗必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对尚未成熟的地方财政系统和原本就紧张的财政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新政权有普遍性的意义。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从企业头上收税。政府部门在税收问题上态度强硬，执行不留余地，结果引起了武汉多数工商业企业和大小资本家的“反弹”。客观说，新政权在武汉开展税收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二是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脆弱的税收征集能力。对国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业征税要比对无数小业主征税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汉的国有企业才达到532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31家，合作企业也只有几百家。“1949年底武汉的私营企业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厂。这些企业小而分散。”张薇之对本刊记者说，“另外，他们对最基本意义上的账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贷混在一起，税收机构很难从中确定它们的总收入和净盈利情况。” 征税人员的能力和诚信度也是个困扰新政权的问题。“1949年5月，接管武汉之前，武汉有19家征税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和市级政府。每个税收系统都独自征税，而且这3套体系的所属机构也常相互冲突。这3个税收系统总计有1622个雇员，我们保留了这些雇员中的580人。其中，116人是国民党员，60人是三青团成员，这些雇员的家庭背景大多是非无产阶级。由于在国民党时代，接受贿赂以及默许逃税行为在武汉税收系统司空见惯，该税收系统中很多人仍旧是积习难改。”张薇之说，“在税收领域，缺少专业知识的工农干部无法应付。”大批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这时候帮了大忙，大约180名来自学生组织的知识青年在解放后加入到税收机构，并担任领导职务。 “武汉大学当时有以杨端六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专家，全部被吸收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来，这在全国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张薇之回忆，“这批智囊对武汉工商业和政府财税状况的迅速改观功不可没。” 杨端六给新政权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充分利用旧社会现存的行会组织。解放武汉三镇时，汉口有181个行会，武昌有87个，汉阳大约有30个。每一个行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行会可以分成两类：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同时，武汉三镇各自设有自己的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统管本地的工业和商业企业。 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武汉市政府发起了4次集中的运动，其目的是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在这4次运动中，行会组织都扮演协助征税的角色。例如，开始于1949年6月20日的第一次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到7月15日征收12.8万元的目标。武汉市政府实行了配额制度，汉口负担12万元，武昌负担7000元，汉阳负担1000元。于是，每个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协会不得不相互协商如何分担它们的配额。 一旦某个协会确定了它所负担的配额，它就进一步把任务向它所管辖的下一级行会分派，各行会又进而把任务向该行会的成员公司进行分配。这样的程序涉及到多轮的讨价还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唯一能够确定纳税者的方法。 “通过向工业和商业社团征税，而不是向每一个公司征税，政府把确定纳税者的任务留给了行会。这是武汉经济恢复时期的一大创造。”张薇之说。税收配额作为整体分派给行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行会如何向它的成员公司分配任务了。如果某公司不履行纳税任务，那么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负担更多的任务。这种直接利益冲突使得行会自动地确定出在该行业所有从事经营的公司，这种征税方法相当有效。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征收最后一次所得税时，只有135个行会的11632个公司交税，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征税运动则就有179个行会的19488个公司交税。到了第三次征税运动（从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个行会的23313个公司交纳了所得税。（朱文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