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但是他确实是在实干当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这也是领导人依靠他来抓财贸工作的原因之一”。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此后若干年，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此外，华国锋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也就此做过发言，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后期，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一样，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员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王璇梅回忆，“文革”期间，李先念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我们看电影时，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与老帅、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李先念，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几分钟后，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
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华国锋：在和李先念见面之前，是否找过叶剑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传记组的高敬增教授对本刊记者打趣说。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