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突围的时机上，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1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1天的时间，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突围。一直等到从情报部门得知，刘峙已做好部署，准备于7月1日发动总攻，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时，他才做出了立即分路突围的决断。 突围的第一阶级，5万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进入陕南后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但为整体利益，李先念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为此，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直到7月底，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即便在中共内部，对中原突围的结果看法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原突围是场失败，但是从大局看，它把国民党方面的中原部队都吸引过去了——它先后共牵制了国民党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朱玉教授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牵制，“这些国民党大军无论进攻华东还是华北，都将给中央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朱玉教授看来，坚持中原，也充分显示了李先念顾全大局的品质。在建国后，传统的军史教育和宣传往往将重点放在那些参加大型歼灭战的部队，而扮演牵制敌人的角色、很少参与歼灭战的中原部队往往成为被忽略者。直到近些年来，它们在整个战役里的作用才被慢慢重视。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为了全国战局，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李先念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也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 因为住处还没有安排好，李先念暂住在北京饭店。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分别找李先念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在湖北和中南地区工作时，陈云也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不知道是否因为知道了李先念的犹豫和迟疑，有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李先念深知自己的弱势，因此他虚心向内行请教，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李先念也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向前）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另一方面，李先念也真心实意地向吴波、段云等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学习。 “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李先念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他仔细地听。”黄达笑着说。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黄达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黄达说，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的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黄达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1977年，李先念接待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他们也称赞李先念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财政，是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李先念很坦诚地说：“我就是做具体事情的。我只读了3年书，后来虽然有机会到延安学习，但一心想打仗，课也听不进去。”1986年，他在与金日成谈及这一点时，类似的意思他又重述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