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黑白之战”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时病情发作，疼得满头大汗，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此外，李先念还有神经衰弱问题，经常失眠，有时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锻炼。在反攻的日子里，鼻窦炎、额窦炎又经常发作，每天额头内发痛、发冷、发热，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时间，李先念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邓小平与李先念的谈话显然即出于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他住处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让你回湖北工作。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西柏坡会议之后，李先念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此后再也没有复发。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5月17日武汉解放当天，李先念给潘梓年写信：“原伪《和平日报》一部转筒机已坏，但可以修理，现仍放在《和平日报》。据说已拨给四野，四野同志谈，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办《湖北日报》之用。”
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李先念不顾医生劝阻出院，带着随行人员南下。他先从北平坐火车赶到河南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乘汽车到汉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到武昌红楼——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那时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李先念于是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很纳闷地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是供销社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军事生涯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注：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1927年，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932年，他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编为红四军第11师33团，李先念任政委。 张国焘从上海初到鄂豫皖苏区，就见到时任高桥区苏维埃主席的李先念，听取了他的汇报。张国焘后来在回忆中说：“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政治委员，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以前只打过游击战，缺乏指挥团队经验。他在晚年时也颇为有趣地回忆：有一次，红33团2000多人集合，一律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等待出发。李先念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旁边的营长孙玉清。孙玉清笑着说，“别担心，有办法”，接着就高声宣布：按一、二、三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李先念这才明白，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 “1931年秋，我当红军33团政委，孙玉清当二营营长。他告诉我一些军事知识，如怎么下达命令，什么是前卫、后卫等。我从地方转到军队，拼命学，钻军事，读日本兵书、苏军战斗条令，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1990年，81岁的李先念这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那时起，李先念明白，当一个指挥员，自己掌握的东西远远不够，他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一年后，李先念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1933年，24岁的李先念升任红30军政委。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进攻，红四方面军以8万之师抗击20多万大军，鏖战10个月，虽损失兵力2万余人，却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战役进程中创造的以寡敌众、收紧阵地、大纵深迂回歼敌等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其中无疑也有李先念的一份贡献。”朱玉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后来也无数次提到，“在军事上，徐帅是我的老师”。李先念在徐向前指挥下，与其他军事将领并肩作战，不仅使红30军成为全军的主力之一，也使自己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军事指挥员。毛泽东后来说：我们不懂得战争，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先念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榜样。 而在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原突围。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美械装备的嫡系部队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而中原军区部队，却被五六倍于己之敌，重重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当时，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向东、向北和向西。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往新四军军部靠拢，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五师的损失。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却选择了向西突围，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剿，加大突围的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