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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前，一位犹太学生成为刘绪贻的朋友。这位美国同学去过中国解放区，他有无数的延安的传奇要告诉刘绪贻——解放后，刘绪贻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位同学是受组织委派，帮助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神奇的故事不仅美国犹太同学这一件。武汉解放前夕，社会学家刘绪贻已成为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需要帮助共产党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调查整理武汉大学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员的思想状况。后来，刘绪贻意外地读到他曾参与编写的《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手册，上面记录他本人，“有点进步，有点怕”。 共产党对一座城市的细部了解到这种程度，其全国解放进程当无可意外地顺利。如果从细部回到相对宏观面来观察，仅以武汉大学为例，当时除了中共武汉市委有驻武大支部外，还有中原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充分调动了5000多名各行业进步市民，从各个角度迅速开展工作。正是如此卓有成就的工作，使这座城市的“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有序、深入地展开，120万人的特大城市极有秩序地承续下来，完成平稳的更新。 张之洞之前从政治与地理的角度描述武汉这座城市：“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通衢的意义是一个向四方延展的中心，共产党因此在策划武汉和平解放前就格外重视这座城市，这里凝注着战略眼光，他们要通过这个经过充分准备的“九省通衢”的平稳交移，奠定南京、武汉、上海的政治基础，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进一步胜利推进，保证在一年内完成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九省通衢”的稳定还建立在另一层基础上。在武汉之前，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共产党，通过拥有“土改”后农村阵地的支持，保证了城乡交换、农村对刚解放城市的供应。到武汉，因为农村工作跟不上城市解放的步伐，变成了一个例外。因为大城市解放的速度越来越快，武汉周边来不及产生大面积的农村根据地，刚解放的武汉就成为一座相对意义的“孤岛”。在解放后城市供应产生困难的时候，城市接管、城市秩序重建只能与农村“土改”工作同时推进。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于是又在此过程中展示出了惊人的效率，城市与农村工作的彼此结合，很快在武汉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 1949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进步人才，他们很快转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个从腐朽中重新诞生的城市都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