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与商业化 [艺与商] 现代舞:“卖身不卖艺”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人生何处不是风景。 3月14日下午,美籍华裔现代舞编导、著名作家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为北京现代舞团编创的新作品《风景》(《Panorama》)正在首演。这位上世纪70年代末就把现代舞引进中国的舞蹈家,以人为风景,来唤醒人们内心的真善美。 二十分钟的舞蹈严谨而流畅,没有现代舞常见的戏剧冲突。“在国外我会做更抽象的作品,但在中国我要拿什么出来呢?我跟中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这个作品的感觉。”王晓蓝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些演员都很年轻,但他们能达到今天这个程度,而且北京现代舞团能有这样一个演出空间,我得说,我对中国有期待。” 这儿是“聚敞艺术中心”,位于雍和宫附近的方子胡同46号院里,类似于798,也成了一个活跃的LOFT艺术区。北京现代舞团是目前进驻的最大的艺术团体,总监张长城指着四周说,“这儿有我们三个空间:今天演出的大剧场建好后,将是北京第一家以现代舞演出为主的剧院;那边施工的是排练中心和原创作品管理运营中心及行政办公室;院子东边松树下的平房改造后会成为跨界艺术沙龙,承载学术讨论和创意激发的功能。” 张长城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一头披肩的朋克发型,淡淡的笑容,只是看上去比以前累多了,也兴奋多了。在前任、著名舞蹈家金星离开后,张长城接手北京现代舞团已经十年,发展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重要艺术团体,这真是一趟刻骨铭心的艺术和商业之旅——你知道,现代舞生存离不开钱,但又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台湾著名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说,“过去政府补贴可以让观众看很多艺术演出,也培养了他们的品味,可是现在变成市场经济了,他们看不起演出,精神上感到饥渴。这是真正让人想哭的事。” 好在张长城、王晓蓝、创作总监高艳津子是一群乐观的人,他们不会像前辈、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上演一出“春之祭”。在商业现实面前,他们也不至于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2007年皮娜·鲍什夫人来华演出,也跟北京现代舞团进行过创作交流。 如果说艺术行业一贯的生存原则是“卖艺不卖身”,那么,对于那些往往把赞助艺术当成变相广告、要求冠名之类的中国企业,张长城一口回绝:“拿着你的钱,赶紧走,我卖身不卖艺。如果您是做茶杯的,我们叫茶杯现代舞,万一您要是做鞋垫的……” 世界是疯子创造的 晚上采访的时候,天气转凉。张长城那半成品的总监办公室在三楼,楼下则是空荡荡的施工场地。看到记者被冻得瑟瑟发抖,张长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电热器,嘴里说着一串满是“理念感”的句子,“这个世界是疯子创造的。优秀的人都有点半疯,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世界的规则。所有的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 他笑着补充了一句,“我也是疯子。” 至少,他十年来“做”了北京现代舞团这件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成”的一件事。 1995年12月,北京现代舞团成立。这是北京市第一家靠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据说当年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批现代舞毕业生离校(土家族女孩高艳津子就是其中的一名),北京市文化局为这批毕业生建团,挂靠在北京市歌舞团名下,并邀请当时因变性手术而引起社会轰动的舞蹈家金星作为艺术总监。“金星的个人品牌和他对舞蹈的追求,使北京现代舞团很快成为首都舞台上一道炫丽的风景线。”当时媒体这样报道。
1998年金星离开,做投资出身的张长城出任北京现代舞团总监。从1996年创团首演《红与黑》开始,北京现代舞团就以现代感与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把现代舞这一新的艺术形式推向中国大众。而国际演出邀约不断,以创作总监高艳津子为首的十多位舞者已走遍世界各地40个国家的主流剧院和各大国际艺术节,包括2005年应文化部邀请参加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期间的“中国文化节”演出,2006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以及接受新加坡艺术节、威尼斯双年展等的委约创作。“北京现代舞团BMDC”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品牌,被称为中国的一副“现代面孔”。 在张长城眼里,北京现代舞团在全世界是具有惟一性的。“没有哪个团像我们一样,短短十几年走了这么远,演出过这么多的剧院。在亚洲,我不觉得哪个团能和我竞争。” 但很少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辛酸。他的同行林怀民就毫不掩饰云门舞集的经济窘况(2007年初其台北排练场失火),“艺术与商业的矛盾是每个当代艺术人都要面对的,云门做了34年,我现在仍然需要将精力的70%用来打点现实问题,只有5%可以用在创作上。” 为了市场化运作,张长城说,“那叫一个不容易。”在北京现代舞团改制完成前,他不得不注册了一个公司(有独立法人身份),按照公司法条例,一项一项将舞团改成公司化管理模式,跟所有的演员签约,跟国际演出签合同,规定演出费、工资、保险等。据说他们演员的待遇当时比国家剧团都要高。“不管你想得有多远,首先面对的是现实,要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来做最具体的小事。” 舞团发展到今天,需要用钱的地方非常之多。就说46号院那三个空间,一年租金240万,加上各种演出、排练、创作、劳务、交流等,一年至少400万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我们非常需要商业的支持”,但张长城拒绝跨国公司作为其第一个商业赞助。“如果有,我希望是一家中国企业。” 在国外,很多艺术团体都属于非营利机构。“美国有国家艺术基金会每年给这些团体拨款,他们有社会公益性和服务大众性。”在中国跟踪研究现代舞发展的美国学者魏美玲说。而在德国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把缴的税收回来,就去剧院看演出吧。在中国台湾,“云门舞集每年都会得到台北市政府一大笔赞助,他们还有自己的文教基金会,商业赞助系统很健全。”张长城说。 遗憾的是,国内的文化艺术扶植政策还在起步阶段,商业赞助也更多是原始的变相广告。张长城坚持,“我绝不允许商业赞助介入到创作中去,除非我们是在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一种结合。”有一家中国企业跟他们谈过好几次,说,钱不是问题,但要求冠名,“还要把他们某些理念放进创作中,感觉上我们成了这家企业的宣传队。” 西方很多大公司都会赞助艺术,“如果中国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对现代舞有文化认同和赞助,那中国现代舞不知还能培养多少艺术家。”高艳津子说。 “没办法,等不起,靠自己吧。我们所有的资金都是自己的,而不是来自资助和赞助。”张长城对记者说,“我做国际市场是一样的。不是说你给了我钱,你花钱请我,我就一定要、一定去。西方有句谚语:顺从获得朋友,我说:拒绝获得尊重。” 墙内开花墙外香 虽然完全靠票房收入来养活自己,北京现代舞团并没有停止艺术探索。否则,“艺术家觉得痛苦,社会也会觉得无聊。”高艳津子说,“艺术家更多不该去想怎么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把他对人生的想像和理解,用独特的、美的方式去触动社会,触动灵魂。” 她曾说,人生是一柱香,漂浮不定,但终有去向。北京现代舞团这些年显然在海外更加香气弥漫。十年前,他们就定下了走国际高端演出路线的发展策略。 这些现代舞者跌跌撞撞出了国门,一路走进了巴黎歌剧院、悉尼歌剧院、英国皇家剧院、纽约乔依斯剧院等,“十年来,全世界一流的剧院我们都走遍了。”在国外,他们完全商业运作,靠票房收入赢利。目前他们20人左右的演出阵容,在欧洲出场费可达到1万欧元(几十个人的杂技、武术团体,在欧洲演出费用往往只有2000欧元左右)。在美国是按剧场座位数来计算,演出费从25000-37500美元不等。而在中法文化年、威尼斯双年展及柏林艺术节等国际艺术盛会上,北京现代舞团更是“座上客”,“在大的艺术节上,我也会拍卖我新作品的首演权。” 此外,还有来自私人富贾的邀请。张长城说,那是没办法用商业价值来判断的。2008年,80多岁的法国著名设计师皮尔·卡丹邀请北京现代舞团到他自己那个把整个山挖空了而建的私人剧场去演出。他作为出品人来投资,请舞团创作了一台原创作品,由他本人担任舞台服装设计,圆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让张长城佩服的是,皮尔·卡丹“是个非常好的老人,我们吃饭时都给我们端盘子”。当时他们住的普罗旺斯城堡,就是电影《鹅毛笔》里萨德侯爵的城堡。 当然,起初的“走出去”更多是出于无奈。当时国内演出市场混乱,圈内近亲繁殖的现象严重,现代舞的观众市场也很不成熟。“演员接触环境太封闭,有时候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一个作品,实际上在国外人家早就做过了。所以要做好中国现代舞,必须走出去,打开眼界,看国外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但是,你想去就能去吗?张说,他个人有两个优势,一是语言没问题,二是他很能“飞”。最核心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你不能说现代舞在美国发起,在欧洲兴盛,那中国现代舞就一定不行。我认为东方文化是很有力量的,我知道我们在技术上也许有问题,但东方文化里面有很厉害的东西。我知道我要学什么,但我也知道我有什么。” 学者魏美玲说,“中国的舞蹈演员身体能力还是很棒的。与国外舞者最大的不同,能从中国文化里汲取养分和力量,试图寻找或者打通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像林怀民、高艳津子都是这样。” 目前他们的演出在国际上供不应求,每场演出都是新旧搭配,每年至少保证“生产”三个新产品,然后进行“产品输出”。这包括:高艳津子的创作;实验性的“雏鸟计划”,培育舞团后续力量;国际合作作品,保持跟国际最新水平一致。张长城说,“我们的作品在精神上是非常东方的美,而技术又是当代和先进的。” 他逐渐又将演出重点放回国内市场,包括在北京筹建现代舞演出基地。“前些年我感觉自己像突击队,离大部队越来越遥远。”至于他所拥有的国际演出网络,张长城愿意与其他现代舞团资源共享。他们还经常请国外艺术家来交流,每年都有四五个国际大师到北京现代舞团排演、培训。“我们请人来中国有优势,能够请来像皮娜·鲍什这样的权威,其实也跟中国文化的特异性有关。” 但毕竟现代舞是小众市场,不可能像娱乐产业化。一方面,张长城期待有见识的中国企业出现,另一方面在做公益,其刚刚成立的华亚艺术基金会专门向大学生、打工者做现代舞培训及心灵开发。在《风景》演出现场,就有一个打工妹站起来分析作品,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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