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见《北史·西域传》）。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立刻就有亲近感，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记载着有他们用钱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做“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都全免了。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深得当今“金融资本”运作的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路过高昌。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我们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 “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尚书》里说：“民惟邦本”。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