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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三儿”给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起名为《未知艺术家》，典故来自Windows Media Player压制MP3时，自动生成的目录名，颇有点武侠小说里主人公初出江湖无所顾忌的劲头。今年1月，贾伟、陈昊然、孟国栋，这三个在舞台上嬉笑怒骂的北京男生登上了《纽约时报》，被冠以中国第一代本土Hip-Hop歌手的冠冕。“尽管伴随着海量盗版唱片、MTV台，说唱音乐已经从80年代末走进了中国青少年的生活，然而距离中国第一代本土说唱歌手的诞生，不过10年时间。”《纽约时报》在这篇名为《嘻哈音乐，中国制造》的报道中这样说:“他们逐渐摒弃了曾被视为说唱官方语言的英语来撰写歌词，以便明确自己模糊的身份，并力图让更多同龄人理解这种被歧视的社会边缘亚文化。”
走进贾伟的屋子，墙壁上是鲍勃·马利（Bob Marley），以及其他美国说唱歌手的海报，一张电脑桌除了一台略显陈旧的电脑，就只剩下一副迷你电子键盘、两个音箱和矗立在一旁的麦克风，衣柜下塞着球鞋。在一墙之隔的大厅里，挺着一头美式Dread Locks辫子发型的陈昊然和带着自己标志性毛线帽的孟国栋正和一群哥们儿兴致盎然地玩着Xbox 360游戏机游戏《实况足球——胜利11人！》，让人不禁想起他们那首欢快而没心没肺的单曲《实况足球》：“每天生活就是这样，睡到中午才起床，每周踢踢足球，打打篮球，游游泳，玩游戏机，上网看看MTV，下下歌和Beats，活得很自在。” “为什么当时起名叫‘阴三儿’？这个问题被问得太多了，干脆那么说吧，意思是做人要‘阴’，不是北京话里‘阴险’的意思，而是含蓄、留点心眼儿，但不吹牛X。”陈昊然说。对他们来说，决心玩说唱多多少少有些偶然因素：“当初中学上的是北京的日坛中学，因为闹，被迫转到劲松职高，没上一学期，又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因为一直在吹黑管，后来除了古典，慢慢开始接触别的音乐形式。”孟国栋则生长在北京东北三环太阳宫地区，上课看武侠小说，逃学去玩游戏，打台球，“环境很乱，大孩子欺负小孩子，给两个嘴巴就把你钱都抢过来”。而一唱KTV就感觉不自在的贾伟则从初三就辍学，感觉“除了体育课都没什么劲”，然后上过班，开过服装店，一边跟着几个“老外”在三里屯玩朋克，一边听2Pac、Big Al等美国90年代说唱经典：“当时到处淘盘，打口的扎眼儿CD，从北京鼓楼、五道口、西单的各种地下小店里买，有些时候过街天桥上卖盘的手里都有Hip-Hop专辑卖。” “Hip-Hop已经从某个流行音乐的流派，成了全球化时代青少年意识形态交流和表达的共用语言。”《永不停息：嘻哈一代编年史》一书的作者Jeff Zhang对我们说。对此“阴三儿”深表赞同：“语言障碍不是问题，歌词只是一方面，Beats和语气能够让你听到别的东西，比如他的情绪、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听那么多英文说唱歌曲，其实没有几首歌词是听得懂的。”孟国栋说，他们坚持自己的歌词完全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年轻人的感受——不满和愤怒。那首在网络上毁誉参半、火药味十足的《老师好》的Beats，来自2Pac的“Hit’Em Up”，也许在他们看来，僵化教育体制对活泼个性的压迫完全能跟大洋彼岸非裔美国人所遭受的不公相提并论。 就在“阴三儿”的成员初步接触这种来自美国的黑人街头音乐时，几个初次来到中国的美国佬也开始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用中文操练起来。“用中文来做说唱，很自然，好比在中国吃饭就最好用筷子。”作为已经成名10年之久的知名说唱组合“隐藏”一员的美国人郑杰说。1999年，刚刚来到北京的郑杰在北京大学西门的Solution酒吧当DJ，由此创立了京城最早的Hip-Hop阵地，“DMC，2Pac，MTV频道上什么歌热门就放什么”。 “北京的城市化和青少年街头流行文化的发展，给Hip-Hop的本土化提供了条件。”仿佛是巧合，在2002年的专辑《为人民服务》中，“隐藏”的两个“老外”操着略微怪腔但流利的“京片子”，在二胡伴奏Beats中以一首《在北京》，细数北京的风物景致，似乎可以看做与“阴三儿”那首以优美的爵士Beats为特征的《北京晚报》相互呼应。2008年11月15日，“阴三儿”的第一张专辑《未知艺术家》的首发演唱会在北京著名地下摇滚演出据点鼓楼大街上的Mao俱乐部举行，出乎预料的是，演出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许多一身宽松嘻哈打扮的青少年已经能熟练地跟着Beats和陈昊然的手势，唱出那些已经通过网络视频和下载变得耳熟能详的歌词。而随着肯扬·韦斯特、肖恩·金斯顿（Sean Kingston）等美国主流嘻哈大腕相继来京，也让京城嘻哈爱好者们异常兴奋。 不过，在另一些圈里人看来，北京地下Hip-Hop圈的热闹某种程度上都是泡沫繁荣。“那些非裔街头黑帮，枪战，毒品，夜店里的纸醉金迷，只不过是把街头生活最阴暗的一面夸大到失真。”郑杰说，“肯扬·韦斯特、肖恩·金斯顿的到来，只是一次圈钱的商业演出，他们既不接受采访，也不会去俱乐部打碟或者跟北京地下的MC交流，现在新一代的中国说唱爱好者接触的只是一些美式商业流行文化随意裁剪、扭曲的Hip-Hop片断。”在他看来，北京年轻一代的嘻哈文化圈在刚刚形成之初，已经不知不觉地踏进了误区，无论是在工体周边夜店，还是在Mao等地下演出场地里，观众实际上并不在乎台上的MC、DJ水平如何，只要他们能够让来派对的年轻人“躁起来”，就可以。 对北京嘻哈圈子的弊病，尽管“隐藏”这样在圈子里打滚已久的国际纵队，或者“阴三儿”这样初出茅庐、我行我素的后辈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们的看法角度却不一样。去年12月初，几乎是中国嘻哈圈中年度规模最大的说唱比赛Iron Mic在Vics俱乐部这家北京工体夜店中的嘻哈音乐根据地举办，郑杰担任了评委，陈昊然客串主持人，“阴三儿”的另一位成员孟国栋则作为北京选手参加了比赛。“阴三儿”对比赛结果显然不满。“这个活动举办得很变味，很商业，许多观众都是抱着想听脏话的目的来的，而且三个裁判里，两个是外国人，全国各地来的那么多的MC，有的说唱时都操着自己的方言，我不觉得他们能够做出足够公正的裁决。”陈昊然说。作为回应，郑杰则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盲目地迎合台下众多本土嘻哈青年热闹看客的心态：“说唱Battle中那些互相嘲弄、辱骂的东西，恰恰是说唱里最负面、技术含量最低的东西，但却是最表象化、最刺激，能够吸引这些孩子的部分。” 在这样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北京Hip-Hop音乐生存状况的持续严酷，“阴三儿”乐队的《未知艺术家》，是乐队自掏腰包刻的CD，前前后后不过2000张左右，每张卖50元，基本收支两抵。“我们都是在有条件的朋友家，录音、混音，那些借助昂贵设备把自己声音调得准特好听。唱别人歌、出钱让制作人做这个做那个的才叫拿样。”陈昊然说。这样的局面也许并不完全归咎于来自流行音乐工业的漠视或刻意打压。“大多数MC，找不到好的Beats制作人，自己也不会作曲，这样根本不能吸引稍微正规一点的唱片公司跟他们签约。”说唱音乐厂牌Yinent的创立者田龙告诉我们，“表面上北京嘻哈圈子里玩的人很多，但北京能够称得上MC、能坚持做下来的说唱歌手，超不过50个，如果再把标准提升到每人能有30首以上的单曲，至少出过一张Mixtape（合集），那这个数字可能会减少到20个左右。而且只能靠现场演出，或者商业活动来维持生计，唱片根本卖不动。” 在郑杰看来，许多新一代北京嘻哈青年除了忙着给自己置办漆皮夹克、复古球鞋、挂链等行头，就是把时间花在党同伐异、互相看着“不忿”上。“除了‘隐藏’和Young Kin，我们也想签一些有潜质的本土说唱新人。”田龙说，“但他们常常很急功近利，经常在谈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你能给我什么’？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承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