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韩言铭 黄祖洽，中国核物理和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先后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原子核理论、反应堆与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以及输运理论的基础研究。近年来开展对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黄祖洽先生于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44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就读。 1948年毕业，继续攻读硕士；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8年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 1960年开始领导“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预研，次年开始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输运、中子爆炸装置等方面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 1965年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参与氢弹研究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名誉所长。 1982年以《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一书主要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1年以《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的第一作者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85岁的黄祖洽院士还坚持给本科生讲课，偶尔也写些东西，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乐趣。性情温和、心态平和的黄院士，在 “勤俭诚信是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的信条下，踏准时代的节拍，仍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祖洽院士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理论研究，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进行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研究、实验做出重要贡献，因此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前，黄祖洽院士接受了《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的专访。 中国科技财富：近年来，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全国很多地区都闹电荒。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用电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用电矛盾也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我国核电技术也不断取得进步，近日，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表示，AP1000内陆核电站的总体设计、关键系统设计、关键设备总体设计工作已经完成。还有，湖南等缺少能源资源的省份也在积极推进核电站建设，湖南已经完成规划的就有10座核电站之多。黄院士对我国发展核电技术有何建议？ 黄祖洽： 尽管我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核电技术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两者还是有联系的，都是由中子引起裂变。据我了解，核武器与核电这一块是互换独立的，无论对人员来说，对机构来说，都是相互独立。 不过，我认为中国发展核电很有必要。应该说，我们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由于能源的紧张、能源需求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加快核电建设更加显得十分紧迫。 中国科技财富：黄院士，据您了解，中国现在有关核理论及实践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黄祖洽：对中国有关核理论及实践进行细致的介绍我做不到。一般来说，中国相对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但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算是比较先进的。 中国科技财富：我们知道，黄院士198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出很多物理理论方面的高材生，遗憾的是，不少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到国外去了。为什么中国留不住人才？是不是国家对科技工作者的评价体系有问题？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黄祖洽：这方面你们了解的比我更多。年纪大了，和外界接触不太多了。不过，在北师大实验小学校庆时，他们邀请我题词，我写了：“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这两句话是勉励小朋友，同时对“大朋友”也是适用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对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期许。我想用这两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 中国科技财富：在当前商品经济下，有些研究者急功近利，基础研究还没搞扎实，就过早地想着将“成果”产业化，甚至出现个别教授抄袭他人论文的现象，给外界的感觉研究界显得有些浮躁。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一项艰苦、寂寞的工作。对于研究工作者，应该如何平衡？ 黄祖洽：首先，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其实并不孤独寂寞。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不只是少数几个人，有大量的同行以及从业人员，他们与同学、同事之间也有交流。关键是自己的工作是否努力，是不是在切切实实地工作。只要认真交流，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当然，交流中有一个诚信不诚信的问题，是不是拿出自己真实的研究成果与他人分享。 现在暴露出来的个别教授抄袭他人论文现象，也就是诚信问题，这涉及到人的价值观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平时我们常予以批评的“随地吐痰”，也是一个习惯问题。事实上“习惯”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品质。有的人做试验伪造数据，写论文说浮夸的话，这也说明他没有一个好的习惯。一个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什么是良好的习惯？还是要勤勤恳恳，不要奢侈浪费，要注意诚信，老老实实。 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说日本人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搞研究确实很细致，踏踏实实的。这也是勤俭、诚信。若所有研究人员都能做到这一点，浮躁一定会少一些。至于怎么平衡，我认为还是这四个字：勤俭、诚信。 中国科技财富：大家知道，研究工作就是对未知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现在中央正在提倡构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各个领域都在讲创新，努力做到创新。作为研究人员，也需要在研究方法、手段、工具等方面创新。黄院士，能谈谈您对创新的认识吗？ 黄祖洽：提倡创新是好事，创新的出现建立在踏踏实实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并不能说哪项工作可以创新，哪项工作就不能创新。就拿采访来说，你是怎么创新的呢？是按常规套路来，还是采用个人的新方式？每个人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既然是创新，就没有一个公式可以遵循，不过基础还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再说，创新并不是你想创新就能创新的。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不是说他们从开始做这项工作就想着能拿到诺贝尔奖的。还是应该回归到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很多发现都具有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又存在于必然性之中。踏踏实实、长年累月地研究一个东西，总会有所发现。并不是宣称要创新就能创新的；不踏踏实实做工作，而花大量精力去申请一大笔基金，不去细致地做工作，甚至将申请来的基金分给下面的人。这不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应该是 “十年磨一剑”。总是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工作。这样去做，一年两年，总会有所发现；这种发现又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当机遇来时，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机遇就会错过去。 中国科技财富：您谈到有些人热衷于申报课题、申请基金，这是不是与现行的评审制度有关系？现在考察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数量成为主要指标之一，而很多理工科方面的研究和实验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才能有结果。您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科研人员的成果呢？ 黄祖洽：我的理解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多成就，但这些成就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必须通过实践去检验。我过去做过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实际运行起来，是不是和我们预计的符合？跟据理论设计出来的武器性能如何？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不可能有其他标准。 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考核科研人员的工作，这的确是个问题。这些论文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论文好，有的也不能说就没问题。科学实验，科学研究，有的人老老实实做，即使实验结果不理想，也能说明问题：这条路走不通。但绝对不能伪造数据、伪报成果。事实上，做试验也并不意味就一定有成果。从实验室到实践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慎重对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取得的成果，也是经过很多年的实验才累积出来的。最后评定他的科研成果，也是凭借实际检验的结果。 因为从科研成果到实践检验有一个滞后性，因此不要试图短时间内便去进行评价，要通过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不可能在经受实践检验之前就作出评价。因此，科研工作者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在乎一时的评价。 中国科技财富：您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可以说您身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同时作为国内一流科学家，除了您谈到的“勤俭诚信是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 之外，您能谈谈对人生的感悟吗？ 黄祖洽：如果做不到“勤俭诚信”，其他的话都是白说。如何理解“勤俭诚信”？其实很简单，勤就是不要偷懒，老老实实地做事情；俭就是能用100元钱办到的事，不要用200元，应该抓实质性的东西。 我的一生经过不少事，从民国、抗战到解放、建立新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无论什么时期，对自己的要求总是这几句话：勤奋一点，踏实一点，尽量做得好一点，尽可能多做一点事情。至于具体做什么事情，那就是随着机遇了，国家需要做什么，组织上或领导需要，而我又能做，我就去做。 中国科技财富：从建国初期从事研究工作到现在，科研条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社会对科研活动的了解增加、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加大等。作为一名老科研工作者，能否谈谈自己的体会？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面对社会的变化，在“紧跟社会脚步”的同时，如何保持一颗平常心？ 黄祖洽：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变化很大，条件越来越好，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我在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工作时，由于那时的计算机比较落后，计算程序编出来之后还要用纸带穿孔，昼夜计算，条件相当艰苦。此外，还要利用好各种主客观条件和机遇，从主观上着眼，应该往更好的方面去努力。 社会的变化不是由个人决定的。个人想做的事，只要不违法，不荒诞，都可以做。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也许会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打击，不都还得活下去吗！还得工作。 中国科技财富：您提到人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在面对挫折时，支持您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黄祖洽：这个很简单，我愿意做这件事。事实上困难总是有的，每天都会有的。就像喝的纯净水，送来晚了一点，那我就晚一点喝。 中国科技财富：黄院士，您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黄祖洽：我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工作，没过几天就遭遇到车祸，而且比较严重。后来人家告诉我，在医院昏迷不醒有半个多月。这次车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人说：“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不过，我并没有就此趴下，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做研究工作了。从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性急了一点，应该多休养一段时间。不过，当时就是性急。后来又派我到苏联去学习。 中国科技财富：早两年报道说，您还在给北师大的本科生上课。现在还上吗？现在的大学生和几十年前的大学生相比，有什么差别吗？ 黄祖洽：这个学期还坚持给本科生讲课。一个班级的学生总是有好有差，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我给本科生讲课也只有11年，在此之前只带研究生。从反馈来说，现在这班学生最感兴趣的就是就业问题。不过还没有学生具体问过我——当然，也有毕业了的学生来问我：“能不能介绍我到美国去？”我老实告诉他，我不认识美国的什么人。 中国科技财富：您谈到大学生最关心就业，现在经济状况有下行的风险，今年就业形势就比较严峻。有人说这是大学里学的知识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普遍以物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我知道您对中国古代文化有非常深博的了解，古代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您认为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黄祖洽：对于就业的建议，这我很难说，我想只要自己努力，总会有一条路。现在我们国家、社会的情况并不是不给一个努力的青年一条活路。第二，自己也不应要求过高，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情？大学学的东西与以后工作的需要肯定不会完全一样的，这是常规。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拿到工作岗位上就能用上，工作需要的知识、技能全都在大学里面学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事业的成功，我还是那十六个字：“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这十六个字也包括怎样才能做到，那就是从小养成好的习惯，做事时也是以这个为标准。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按我刚才说的贯彻下去的话，事业上获得成功，是并不缺少机会的。 记者手记：言行合一，行为世范 能有机会采访黄祖洽院士深感荣幸，黄老已经是85岁高龄人了，理应在家好好休息，颐养天年，却欣然接受我们采访，于此不难感受到依然火热的那颗心。 一个深冬的早上，我敲响黄院士家的门。黄院士步履矫健地打开门，身体非常硬朗，待人也非常热情，并没有向我们“索要”工作证。采访前，正当我要说明此次采访缘由时，黄院士直言：“不用客套，直奔主题。”可见黄老仍在践行他的“勤俭”信念。有个细节不得不说：原本出于让他赠送其他朋友的考虑，我们带了两本杂志给他，他看后直言：“两本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多送一册？这就叫不节约，浪费！”年轻的我不知作何解释，只得不断点头：“是，是。” 在黄老接受采访的一小时里，他多次提到“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十六个字。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自己一生努力追寻的目标，也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这十六字个字，不仅提出了要求，也给出了方法。黄老08年还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看得出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投入，都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事。黄院士现在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黄祖洽院士便是践行校训的一位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