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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青年人心目中，不再是生死相许的精神食粮。”
——马世芳
在1994年，一本叫做《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的书在台湾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成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大事件，虽然只印了2000册，却不仅被乐迷争相传阅，成为了解华语音乐的指南，也成了有关华语流行音乐出版物中的经典。而完成这本书的却是台湾大学的几个大学生。
这其中的一个骨干叫马世芳，这本书出版时他刚刚23岁。马世芳说：“这本书得从我大学时候编的校园刊物说起。我高一那年看到《滚石》杂志20周年特刊的‘百大摇滚专辑’，拿着这本特刊我如获至宝，从第一页艰难地读到最后一页，里面有太多陌生的名字和故事，什么字典都帮不上忙。对摸黑前进的我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座高悬的灯塔。很多台湾杂志曾经抄列这份榜单，唱片行也常把它张贴在店头，作为顾客采购指南。一时间，自诩精进的乐迷人手一份，人人都在盘点自己听过几张，仿佛那是一份‘摇滚学历测验’的考卷。”
《滚石》杂志的这期特别企划一直影响着马世芳。在马世芳上大学的时代，台湾流行音乐百花齐放。“当时很有一些令我辈激动的创作，另一方面，自己也从西洋摇滚的世界回头听前代的华语流行专辑，从罗大佑一路回头听到杨弦，很受启发。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专辑原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然而当年听得懵懵懂懂，长大回头再听，才知道敬畏当年那些青年人的才气。大学时在《台大人文报社》编刊物，我们什么都写，文化观察、校园生态、自传体的抒情诗文，还有音乐──我们写了很多评介音乐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台湾流行音乐特刊，遍访乐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论述专文。大四那年，提出制作台湾流行音乐专题的想法，先编了一本探讨乐史、市场机制的专刊，然后是《百佳专辑》的计划。”
这里要说的是，马世芳是台湾上世纪70年代民歌运动中重要人物陶晓清女士的儿子，陶晓清在台湾被誉为“民歌运动之母”。在很小时候，马世芳看到的就是台湾音乐界的最重要人物进出他的家，很早就接触西方各种流行音乐，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启蒙也是从小便开始。上大学后，当他想从事一些与音乐相关的事情，比很多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陶晓清在回忆当初马世芳他们编写《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时说：“当时这帮小孩经常来我家，跟我谈论这件事，说起话来眼睛都发亮。他们把从1975年到1993年出版的唱片目录找出来，然后给唱片界的人写信，有102人回了信，选出了150张专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出100张。后来他们自己找钱出版。”
马世芳说：“当时其实仍是懵懵懂懂的，大学时听得最深的本土音乐，除了水晶唱片出的那些地下摇滚，大概就是罗大佑和新闽南语歌、闽南语摇滚。《滚石》那个‘榜单’让我见识到的是摇滚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论述态度。我的童年见识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勃兴，那是青年知识分子大量投身歌曲创作的时代，风花雪月的东西当然很多，但‘歌以载道’的意识也始终都在。所以从校园民歌的脉络去看，创作歌曲很多都是带着使命感在写在唱的。而那批民歌手，有很多后来变成了8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革命的推手。那些歌，时代意识很鲜明，野心很大，许多歌者和创作者是以文化人自居的。我一直觉得罗大佑和崔健有一点相似，他们都出自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承载着集体主义的悲壮情绪，然而他们的歌又促成了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
在书出版时，马世芳毕业去南部当兵，回台北要坐慢车要4个小时。一次，另一个编辑吴清圣（已故）搞了一个讲座，请来张培仁、罗大佑、李寿全、李坤城等人参加，马世芳从南部赶回来听讲座，“冲到会场时正好大家散会，一拨拨人往外走，我一句话也没听见”。他说，“我毕业后，都是学弟学妹接手编务，非常辛苦、非常痛苦，最后终于做完，如释重负，当时没想太多”。
马世芳在当时台湾音乐界已经小有影响，但是他说：“我毕业时本来打死不想做音乐这一行。我想出国读文化研究，搞翻译，或者进学院，我对文学、艺术、设计，还有文艺理论都感兴趣，年轻时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90年代初期台湾文化界也有很多用学院语言解析流行文化的论述风气，那时流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也想过做编辑，我很喜欢当编辑。后来走上这条路，实在是一连串意外。”
马世芳毕业后，有朋友找他搞网站，于是就有了“五四三音乐网站”，而出国深造的事情就被他抛到脑后了。与此同时，他和母亲陶晓清一样，成了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我原本一度以为会在出版业安身立命，结果却做起了年轻时刻意回避的事。一来或许因为母亲就在这一行，到处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伯伯阿姨，压力挺大的;二来年轻时隐隐觉得流行音乐这一行，凭我大概也玩不出什么大出息。”事实上马世芳已经是目前台湾唯一一个仍然坚持以人文情怀解析流行音乐的人。
陶晓清谈到马世芳的选择时说：“我很高兴母子还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不勉强他做什么，小时候他比较温和，我怕人欺负他，让他去学空手道，每次他都不想去，我终于明白，怎么可以自以为是地让他做这些事情呢。他后来走向这条路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文字比我好，像做学问一样。我很高兴到了老年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听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家的音乐会。”
马世芳说：“老实说当初真的是想抛砖引玉，这事儿在英美日本，年年都有几十本杂志在做，几百种历年经典榜单，各有各的主张和态度，挺好的。结果我们1994年抛的砖，都成了秦砖汉瓦，还是没人接着做。我觉得是华文世界对于流行音乐还是没有建立起作论的共识和习惯，尤其台湾，压根儿没有乐评的空间，论述的贫乏和作品的热闹不成比例。也就是说，我们的乐迷和媒体人，还是普遍缺乏对于流行音乐的教养。在台湾，音乐书写对市场、对乐迷、对唱片人来说，影响力都几乎等于零。其实不管是影评、书评或乐评，在台湾的媒体上，本来就是弱势，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分到装点版面的零碎空间，但如乐评，则连这点空间都不见得分得到。尤其近十年来，流行音乐在台湾人的文化生活中，不见得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近年市场崩溃，分众愈来愈细碎，一出版就获得所有人注目的指针作品也愈来愈难得。”
在这个背景下，《百佳专辑》又要再版了。在2000年左右，这本书在市面上就绝版了，但常有人找到马世芳和陶晓清，希望能再编一本。同时马世芳也觉得，旧版文字毕竟大多是学生作品，重读有很多不满意，所以在2001年左右就有了再版的动念。很巧的是，陶晓清作为“华人音乐人交流会”的负责人，这个协会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些最佳专辑，在这个基础上找到26位评审，评出1993～2005年间出版的最佳专辑，分为初选、复选、决选三阶段。在1993～2005年的398张专辑基础上，再加上评审推荐不在其中的遗珠名单67张，做成465张专辑的初选名单，然后复选出196张，然后在这196张专辑中评分，前100张即为最终名单。原来的100张名单不动，合二为一，即为《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
谈到这本新书，马世芳说：“整体写作水准更整齐，编辑更有条理也更专业。我始终觉得榜单是这本书最不重要的部分，评选出来的名单本来就是仅供参考，不是什么权威。怎样去认认真真论述这些唱片的时代意义才是我比较在乎的。任何创作都不可能脱离它所从出的时代而独立存在，但真正厉害的作品，往往既和它所从出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紧密联结，却又能体现出普遍的感染力，不致与时代同朽。我想流行音乐在本质上虽是朝生暮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和诗歌、小说、电影、绘画，还是有些共通的性质的。近10多年来，华语流行音乐愈趋碎裂分众，唱片景气大不如前，音乐在青年人心目中，也早已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几乎生死相许的精神食粮，而更像是嚼嚼便可以吐掉的口香糖，这就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了。罗大佑、崔健、王菲那样横扫时代的偶像，大概是很难再有了。现在是分众的时代，大家各拥其主，也没什么不好。”
不管是在采访过程中，还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都能感觉出马世芳因时代变迁带来的一丝伤感。他很留恋曾属于他的那个年代，这种留恋对于上一代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面对数字时代，聆听音乐的某些习惯也因方式不同而消失，他感慨道：“CD沦为‘手工艺品’，眼看就要灭种。流行音乐化为网上流窜的数码，想听什么一抓一大把，听完就杀，毫不心疼。当年攒半天零用钱买一卷卡带，珍而重之听了又听，直到背熟每一段乐句的那种心情，大概很难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