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少儿春晚 “春晚”这点事儿



系列专题:春晚营销观察

撰稿·黄平

      刚刚过去的一年,注定是难以言说的一年:从年初的暴雪开始,经历圣火传递的受阻、汶川大地震的惨剧,一系列密布的“天灾”以及撕裂着社会共识的“人祸”,冲淡了“奥运年”想象中的喜气祥和。尤其是年底全球仍在扩展的“经济危机”,为新的一年笼罩上阴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主旋律”、“娱乐”为双核的春晚,面临着棘手的难题。

      今年的春晚,在定位上从“盛世大联欢”调整为“中华大联欢”,淡化了以往乐观高亢的调子。不过,面临危机的年份,节目承担的“主题”往往得到强化,只不过这种方式更为隐蔽。比如主持人的微调,善于处理重大主题的白岩松取代了更倾向于娱乐的李咏;一向似乎与“主旋律”毫无关系的周杰伦,在春晚的舞台上唱的也是《本草纲目》,“如果华佗再世,崇洋都被医治”,“让我来调个偏方专治你媚外的内伤,已扎根千年的汉方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这近乎是Rap版的《歌唱祖国》。当然,最集中体现“春晚”隐秘的主题的,依然是语言类节目——指涉的“社会现实”越多,越方便执行“文以载道”的任务,这方面相声小品>歌曲>舞蹈>杂技魔术等等。语言类节目主旋律化不算什么新颖的发现,饶有意味的,是如何主旋律化,以及节目内部微妙的“不协调”因素。

      微妙的“不协调”

      “重大题材”是语言类节目历年来的重点,今年更是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九个节目中有超过半数的五个节目分别涉及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统一”、“奥运”、“金融危机”。第一个语言类节目《我有点晕》,由阔别春晚五年之久的曲艺界“老领导”姜昆出场,承载着政治意味最重的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相声依然使用这类节目最常见的叙事框架,借助时间的线索,比较三十年来的变化。令笔者有点吃惊的是,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姜昆,得出的结论是有点“政治不正确”的“晕”。而且,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非常辛辣:当年的春晚是“一个人唱八首歌”,现在的春晚是“八个人唱一首歌”——当然搭档戴志诚要立刻给出“苍白”然而“正确”的解释:“现在人才多。”从这个例子开始,姜昆列举的一系列对比的例子,“现在”都是“负面化”的,不过这种负面化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生活琐事”的范围内,关乎的大都是“身体”的解放——比如裸体结婚照与当众亲吻。显然,这个相声需要一次急转弯式的突转,回归到“主题”上来,戴志诚提示姜昆你的“晕”是因为社会“多元化”了,姜昆随即恍然大悟般地“点题”:“中国变大了,世界变小了。”

      用高中语文老师经常教训学生的一句话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论点”和“论据”脱节了,“八个人唱一首歌”证明了什么或有争议,但是怎么也无法证明“中国”因此“变大”了。也不算奇怪,毕竟“春晚”是“双核”,“主旋律”需要与“娱乐”相协调,这种“论点”严肃“论据”不伦不类的现象,基本上贯穿春晚所有语言类节目,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不协调”。且看第二个节目《团团圆圆》,分别来自“台北”与“北京”的相声演员竞聘“团团、圆圆”的饲养员,在心照不宣的“主题”下,两岸的相声演员必须安排些“包袱”,使得这个节目像一个“相声”。可以理解,这些“包袱”非常拙劣,贫乏到甚至于借助往届春晚的笑料,诸如“手机中的战斗机”之类。唯一不含糊的就是结尾处的点题:“北京”的演员用“普通话”翻译了“台北”的“闽南语”:“海峡两岸盼团圆”——双方的障碍似乎仅仅是“语音”这种技术性的,而不是“语意”本身。

      尽管《团团圆圆》已经显得十分凌乱,但是如果要评选最差的节目,笔者投给第三个关乎“重大题材”的语言类节目一票:黄宏等人的《黄豆黄》。小品的笑料十分低俗,除了拿辈分的混乱(“爸”和“大兄弟”)开玩笑外,就是不断地围绕老年人的“性事”做文章,比如黄宏开场标志性的顺口溜:“年青人,谈情说爱太墨叽;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高、更快、更强!’”还有“占有”和“战友”之类,笔者委实不知道幽默在什么地方。此外,这个故事的逻辑也是讲不通的,显然“粮油公司”的“尤总”早已经洞悉一切,但是为什么不揭穿黄豆黄的表演?这种情节的突转显得非常别扭(赵本山的小品同样有这个问题,“搜狐”的丫蛋知名度那么高,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告诉老毕,软广告做得同样生硬)。

      除此之外,这个小品的主题更是值得琢磨。在表面上,这是一个将奥运“民族化”并且予以歌颂的主题,结尾处演员们排成一列将“小品”转化成“诗朗诵”这一“高级文类”来凸显主题的伟大。然而,这个小品还包括着另一个潜在的主题。身后的墙壁上挂着“种粮大户、致富模范”的黄宏,身份是小品中非常少见的“豆农”,稍稍了解农业领域现状的读者,都会清楚豆农目前的尴尬处境。另一方的“粮油公司”的尤总,却同时扮演着“赐予者”、“智者”、“善人”多重体面的角色:开幕式门票是他奖给这个准模范员工的;早就发现了黄豆黄的表演却没有说破;体谅地把开幕式的礼包带了回来……总之,“尤总”将他与“豆农”的关系概括为“你种豆、我炼油”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平等合作”(一个细节却暴露了二者的等级关系,村长一再警告黄豆黄不能演砸了,因为这关系到尤总的收购合同)。作为资产者的尤总与豆农的关系如此温馨和谐,现实中“大豆危机”却不断出现,艺术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笔者不知道哪一个更荒诞。

      《北京欢迎你》同样是关于奥运题材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节目对于“志愿者”的理解:“志愿者都是千挑万拣选出来的,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这种明显违背志愿精神本意的理解,却似乎是部分国人的共识,这种现象本身足可悲哀。整个节目就是在这种逻辑中展开的,笑料集中在郭达、蔡明这两个冒牌志愿者技能上的“缺陷”:两个人不懂“外语”。经历了拉肚子的韩国人与正常问路的美国人之后(这种国别的“设计”很有意思),这种“缺陷”的弥补,是遇到了“缺陷”更为明显的对象——说不好普通话的广东人。整个节目就是在歧视性的逻辑中不断推衍,在这个意义上,郭达、蔡明确实是不合格的“奥运志愿者”。

      最后一个触及“重大题材”的语言类节目,是冯巩等的相声剧《暖冬》。和前面的节目相比,冯巩的长处是“笑料”与“主题”结合得相对圆融,然而,这个节目的主题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女性的归属象征国别的竞争,指认美国的“寒冬”为中国的“暖冬”。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小品其实触及两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冯巩的女友十一年前离开了他,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恶果浮现的年份。仿若一次报复,十一年后危机在彼岸发作,冯巩重新赢得美人归,而且近乎梦呓地表示,“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且不论这个节目将女性“物化”的内在歧视(这种逻辑与冯巩2006年的作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完全一致),这种对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的肤浅理解以及幸灾乐祸的民族主义情绪,暴露着相关人员的狭隘——可笑的不是归国的女人,而是这种意淫、自大的小市民心态。

      平民喜剧

      今年“重大题材”节目的庞大,压缩了其他题材的数量。勉强归为以往“市民喜剧”的,只有《吉祥三宝》与《五官新说》。且容笔者刻薄点说,《五官新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董卿的口误。如果一定要挑出优点,这是春晚唯一的一个“讽刺性”节目,批评的却还是“闯红灯”这类“不伤大雅”的“违规”。

 2017年少儿春晚 “春晚”这点事儿
      《吉祥三宝》的糟糕程度,倒是和《黄豆黄》有得一比:一样是笔者厌恶的为“底层”假惺惺代言的伪饰之作。小品里有三套话语:第一种是“我骄傲”的自夸,刘涛扮演的保安不断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咱们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做保安,就是胸脯肉啊”;第二种是“好日子”的悲情,小保姆声泪俱下地表示对哥哥的理解,“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啊”;第三种是“保安”与“公安”都一样的和谐,“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的一家”。第一套话语是劝慰刘公安的假话,第二套话语是叮嘱妹妹的真话,整个节目的逻辑,反而是“假话”轻易地战胜了“真话”,在那个据说“都是社会的精英”的小区门前,三个操着明显河南话(注意这种语音的设计)的打工仔,以“快乐吉祥”的方式给出大团圆的结局。体制化的“公安”与容纳大量打工人员的“保安”两种不同的身份,乃至于“北京”与“河南”的不同文化想象,真的就此抹消了差异了么?

      军旅题材作为一种必要的平衡,和往年的《军嫂上岛》一样,再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就《水下除夕夜》而言,依然是常见的军旅题材的“范式”:表现性格单纯的军人生活条件的艰苦(在小品中分为三组:住、吃、感情),然而对“祖国”的热爱将战胜一切困难,节目往往在悲情的誓言中结束。今年唯一的变化,是军人的身份发生微妙的转移:这是一群“潜艇兵”。了解当下军事格局的朋友自是清楚,在没有航母制衡的情况下,号称“水下幽灵”的潜艇是我国关键的海战利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潜艇兵们饶有意味的拜年:“请放心!”

      疲惫的赵本山

      赵本山的小品是无法归类的,作为语言类节目众所周知的核心与保证,赵本山享受着一定的“特权”。不仅仅是《不差钱》达到了惊人的24分钟时长,创下了历届语言类节目的纪录;更关键的是他的小品是唯一的基本摆脱“主题”限制的,各个方面对他所期待的,就是提供最好的“娱乐”。

      可惜,赵本山确实老了,不仅仅是一声又一声的咳嗽,更是明显的重复。前几年《昨天·今天·明天》、《卖拐》两个系列分别接二连三推出续集,已经有江郎才尽的嫌疑。今年的《不差钱》貌似新作,但是和去年的《火炬手》何其相似,同样是面对选拔机制的农民的“洋相”,同样是不断联系去世的亲戚(“妈”和“姥爷”),同样是在麦克前的语无伦次(“我是水货”和“我感谢你八辈祖宗”)。而且,赵本山连这些“包袱”也懒得自己抛出来了,推出“接班人”的意味非常明显。如果说有所新意,就“新”在小沈阳和毛毛“东北二人转”的搞笑方式:性别错位、异装打扮、扮怪脸、发怪音、模仿流行歌曲等等。这些尽管是东北各个剧场二人转表演的“规范动作”,但是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依然显得“新颖”。然而,不必比较魏三、孙小宝在2006年的《明日之星》中真的只能以“明日之星”自我安慰的例子,对于将“主旋律”始终摆在第一位的春晚,除了跟着赵本山在《小崔说事》、《不差钱》中偶尔以“歌舞”、“娱乐”的方式露个脸外,“二人转”是不可能正面登场的。今年在疲惫中敷衍过去,明年呢?

      某种程度上,整台春晚其实也处在这种尴尬的处境里。笔者注意到在网络上,不是什么《黄豆黄》或是《吉祥三宝》,反而是被边缘化处理的魔术与纵贯线组合大受欢迎,看着唱起“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的罗大佑们,笔者也由衷地为老家伙们喝彩。是否可以像这些节目一样轻松些,更多一点派对的味道,更少一点观念的教化,真的让春晚就是一场联欢?每年这个问题都会被问起,每年的答案却又总是遗憾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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