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汉初年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做贾谊，曾经提出过一个“法钱”的概念。他说，钱也要符合规矩，轻重一样，质量要有保证。反之，就是“奸钱”。这是他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景帝上的一课。贾谊反对民间随意铸劣钱，可惜汉景帝没听。这个概念，是曹丕接过来实行了，所以三国里他治下的疆域，货币状况最稳定。 不过，魏国的五铢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汉五铢钱，只有极细微的差别。怎么辨别魏五铢钱？这问题，大概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很头疼。 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里最“仁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那收买的是赵子龙的人心，对老百姓，他不大在乎。他在攻取巴蜀的时候，军用不足，就开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铸造了“直百五铢”，一钱顶一百钱。这一家伙就把军用凑足了。 后来刘备在巴蜀也称了帝，自号“汉”——这已经是第三茬“汉朝”了，后世称之为“蜀汉”。蜀汉的货币，除了“直百五铢”继续流通外，还有其他的货币，也是一钱顶一百钱，名目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都是大钱。看它们的名称就知道，铸钱的动机压根就不怀好意。在刘备统治地区所铸的钱中，有一种钱很有历史意义，就是“犍为五铢”。 “犍为”两字，要念成“钱为”，是四川的一个地名。犍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当地所铸的钱背后有一个“为”字。这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这种“犍为五铢”，也是一当百的“大钱”，而且逐渐减重，越铸越轻。 铸大钱，实际上就是将正在流通的那些货币贬值。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民间的资金总量有一万钱，我刘备铸一个大钱，规定能换你老百姓一百钱，那么我只要投一点资，铸一百个大钱，就等于也拥有了一万钱。可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万钱。 放心，我忙乎这一通，不可能是跟你们搞了一场“零和博弈”。等到我铸造的大钱全部进入流通时（兑换五铢钱或者购物），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万钱，就等于贬值了一半。而贬掉的价值，是不会蒸发的。到哪儿去了？到我刘玄德的腰包里来了。这是多好的幻术，财富真就能无中生有。 刘备的“直百五铢”一开始还铸得挺大，一枚有8克以上，后来因为要节省，越铸越小，到最后竟然只有0.5克，连一铢的分量都不够了。可是他在铸钱时，还是感到原料严重不足——小国寡民嘛，资源有限。于是下令把民间的铜床架子也都毁了，统统拿来铸钱——咱们砸锅卖铁，也要跟姓曹的斗。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经过黄巾、董卓战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了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这就是傻瓜才存钱的道理。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的孽，不小啊。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曹操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法子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而且借钱就像吸鸦片，尝到甜头就上瘾，当时国家举债达“数百万万钱”。皇帝想出的借钱名堂也多，一会儿向王侯借“国租”一年，一会儿向全国富户每家借一千钱，一会儿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员借俸禄（停发工资）。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是自然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上，就正好是拧着的，实际上是“大河水满，是因小河被抽干”。 后来的几个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你们搂来的钱，也借给国家花花吧。官府伸手借钱，也启发了王侯贵族，他们便也向平民借钱。早在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时期，法制很严，贵族没有敢向民间借债的。后来法律松弛，王侯贵戚动不动就负债千万，借了就不还，成了谁也碰不得的“超级杨白劳”。债主来要钱，他们还派出狗腿子殴击，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汉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这样，一场“百年战争”打完，基本上也就把东汉给拖垮了。
